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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记者“生涯”

    写下这个题目，感觉底气不足。记者不好做，比做主持人难，要有拳打脚踢的不凡身手。正因为如此，我才大着胆子把自己有限的几次采

访经历称之为记者生涯。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

　　1999年奥克兰APEC峰会期间，正是中国“入世”双边会谈的关键时刻。那次，我也是 采访会议的记者之一。

　　在奥克兰，最受各国记者关注的，除了参加峰会的各经济体领袖，当属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谈判首席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Charlene Barshefsky)了。香港无线、亚视、有线和凤凰的采访小组暗中较劲，你今天拍到了钱其琛，我明天就到饭店门口去堵奥尔布莱特，

每天通过卫星传送回香港总部的消息总得有一条是自己的独家新闻。

　　我很佩服香港同行抢新闻的方法：一个记者举着话筒，和摄像一大早就来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守株待兔，反正你早晚是要出门的。只要

大人物一露面，立刻叫一声“总统”、“主席”或“部长”。领导人面对传媒，态度总是热情有礼，时间再紧，也不忘走上来同记者寒暄两句

，回答一两个问题。这一来，新闻就有了。

　　我不具备香港同行的耐心和执著，我怕麻烦，做事喜欢直来直去。

　　我知道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总机：“Hello, Mr. Shi Guangsheng please.”(你好，请帮我转石广生先生的房间

。)

　　当时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人家不给转也没什么。偏偏那个接线员连嗑巴都没打：“Just a moment,please.”(请稍等。)电话竟然

接通了。

　　这一来，我倒不知如何是好了，正犹豫着，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喂?”

　　“喂，你好!”我声音颤抖而且满头是汗，“我找石广生部长，我……”

　　“我就是。”石部长语气温和，没有一丝的不耐烦。

　　“石部长，您好，我是凤凰卫视陈鲁豫，我想采访您。”我坐在酒店房间的地毯上，背靠着床，电话听筒紧紧地攥在手里，脸涨得通红。

　　“这两天还不行，我正和巴尔舍夫斯基谈判呢。后天吧，后天谈判结束后，晚上我接受你的访问。”石部长非常爽快。

　　放下电话，我一转身趴在床边，浑身瘫软。

　　长这么大，我还从未如此大胆、主动过。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趴了几分钟，又伸手去够电话。我尝到了甜头，想趁热打铁，如法炮制地搞定巴尔舍夫斯基。

　　“Hello, Can you connect me to Ms. Barshefsky please.”(请帮我转巴尔舍夫斯基女士的房间。)这次我的底气就足多了。

　　“对不起，酒店没有这个客人。”我的那个Please还没说完，接线生就硬邦邦地打断了我。

　　“那不可能啊!美国代表团就住在你们酒店，你能再查一下吗?她的名字是Charlene Barshefsky,C h a r l e n e,B a r s h e f s k y。

”我不甘心，一个个字母给她拼写巴尔舍夫斯基的名字。

　　“对不起，的确没有这个人。”这回语气略微和缓了些，可那一脸的警惕我隔着老长的电话线都看得一清二楚。没准，酒店总机室里还坐

着几个FBI的探员呢。

　　我失望地挂上电话，心里恨恨地想：“美国人真是老奸巨猾!”

　　两天后的晚上，我如约采访了石广生部长。

　　至于巴尔舍夫斯基，还是让她跑了。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一胜一负，成绩尚可。

       在安曼Arwad饭店的大堂，我见到了陪同我们的约旦导游。他看上去60出头，个子不高，圆滚滚、肉乎乎的大鼻头架着副老花镜，脸上

老是堆着谦和的微笑，是个招人喜欢的老头。
　　我和他简单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我想采访你们的阿卜杜拉国王，你能安排吗?”

　　导游的嘴一下张得老大，半天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他，如果，有个外国电视摄制组来北京，一见北京导游张口就说：“我想采访你们的胡

锦涛总书记，你帮着联系联系。”导游一定认为这人有病。这次，我成了约旦导游眼中的“病人”。

　　那是1999年11月发生在“千禧之旅”旅途上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天，不论是在首都安曼，还是去古城佩特拉，我一有工夫就跟导游嘀咕阿卜杜拉的事。好脾气的导游算是服了我，他决定和我

同舟共济，找约旦新闻部，攻下采访国王这道难关。

　　离开约旦的前两天，大清早我就被导游的电话吵醒，听筒里，能看到他绽开的笑脸。“Luyu，His Majesty will go to Jerash to attend

a local meeting tomorrow. We might be able to meet him there.”(鲁豫，国王陛下明天要去杰拉什开地方会议，我们也许可以在那采访

他。)

　　有一分的希望也要做一万分的努力，我们决定到杰拉什去碰碰运气。

　　第二天清晨，我们“千禧之旅”车队开着全部5辆吉普车浩浩荡荡前往杰拉什。之所以全体出动，是想在当地引起轰动，或许国王陛下听说

有一个中国电视摄制组正在当地采访，一高兴，就接受我的采访了。

　　已经是11月份，可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临出发前，想到觐见国王时也许要包头巾，我不惧怕酷热地在颈部围了块粉色的大披肩。

　　杰拉什是约旦重要的城市，可在中国人看来，它的规模顶多算个小县城。市中心的马路两边盖着像是黄土质地的两层小楼，马路尽头用铁

栅栏围起来的一个院子，就是市政大厅，简简单单的一个白色建筑。

　　我们到达杰拉什时，市政大厅外的街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但约旦人似乎并不怕警察，仍然站在路边，等待一睹国王的风采。年

轻人干脆爬到树上，或是蹲在两层楼房的房顶，那场面就像中国农村来了唱大戏的，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赶来过戏瘾一样，热闹、混乱。约旦

警察脾气温和，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也没人去维持秩序。

　　导游不知和哪个部门打了招呼，我们摄制组被允许进入会场拍摄。他一再强调，我们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被批准拍摄国王开会的外国电

视媒体，言外之意，他功不可没。我很不以为意，谁要拍你开会啊，采访阿卜杜拉才是正事。导游又是一脸慈祥地微笑：“鲁豫，你放心，一

切都安排好了。”

　　当国王的车队一进入人们的视线，一向平和有礼的约旦老百姓变得疯狂了。男男女女都尖叫着扑向阿卜杜拉的车子，站在国王御驾外面的

皇家保镖一手扒住车门，一手拼命推挡企图爬上车子的民众，场面完全失控。

　　当国王的车子终于驶进大铁门时，一个中年妇女飞身扑了进来，重重地摔倒在院内的泥地上。她的双手还直直地向外平伸着，嘴里高声喊

叫着什么。铁门被匆匆地关上，阿卜杜拉由一群侍卫簇拥着快步走进大厅。而那个约旦妇人已经被警察押走了。

　　我一直站在院内，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很是兴奋。内地、香港的歌迷见到自己心仪的偶像时，场面比这疯狂多了，所以我并不紧张。

倒是我的同事摄像袁白，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我紧：“这约旦保安的工作也太差了，要是被坏人钻了空子可怎么办?”

　　走进会场，我傻眼了。

　　我以为，国王开会的地方起码也该铺一块波斯地毯，围上一圈软软的沙发吧。可我眼前是光秃秃的水泥地，摆着折叠椅，连舞台都没有，

主席台处是一张长条桌，铺着白色的桌布，惟一象样的是桌子后面正中央的地方有一把高背靠椅包着深红色丝绒，想必是国王的御座。

　　会场里满满当当地坐了两三百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男性，一律身穿白色阿拉伯长袍，头上缠着白头巾。为数不多的几个当地妇女都是在长

裙外套一件西装，这好像是标准的约西合璧的打扮。

　　我们摄制组只有摄像袁白一人被允许站在离主席台几步远的地方拍摄，其余人员，包括我，只能远远地坐在大厅的最后一排。

　　国王终于进场了。屋子里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

　　会议由首相主持，一屋子的人热情洋溢地讨论着要不要在杰拉什建一条公路、盖一所小学。我什么也听不懂，却乐得煞有介事地跟大伙一

块拍手、点头。

　　我当然不会忘了今天的大事，隔一会儿就问问身边的导游：“会完了，能采访国王吗?”

　　导游只顾着和同胞一起激动地高呼万岁，根本没工夫搭理我。我开始坐不住了：“这么一大帮人，该不会白跑一趟吧?”

　　其实，按我的个性，采访不到就算了呗。可这次不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约旦，如今国王就在眼前，采访不到也太冤了。

　　我弯腰从地上拿了块摄像机的备用电池，站起来，整了整身上的粉色披肩，对一旁的警察说：“我们的电池快用完了，我能拿一块新的过

去吗?”

　　警察看了看我，一挥手，同意了。

　　袁白看到我有些吃惊，我赶紧低声说：“假装换电池，越磨蹭越好。”

　　也没时间解释更多了，但袁白很明戏，就一直低头鼓捣摄像机，让人觉得换电池真是件麻烦事。

　　我站在袁白身边，离阿卜杜拉很近。在一片白衣阿拉伯男子中间，有一个身披鲜艳的粉色围巾的中国女性，阿卜杜拉想不看都不行。我又

故意围着袁白转了好几圈，好像是在帮忙，但眼睛一直盯着阿卜杜拉。我真恨自己，没有一手过硬的眉目传情的技术，要不然，眼睛里飕飕地

放出勾人的小箭，让国王陛下巴不得立刻跟我唠唠家常。

　　真主啊，原谅我，我一生还没干过这么招遥的事呢!

　　阿卜杜拉始终没有看我，但我知道，他好奇坏了，这些中国人怎么会在这儿?

　　我冲袁白坏笑了一下，拿着换下来的电池，在众目睽睽之下，慢悠悠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导游此时只会呆呆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帮我写个条子，递给首相，就说我们是凤凰卫视，从中国来的，

想采访国王陛下。”

　　10分钟后，导游兴冲冲地跑回来对我说：“首相同意了，但只给你5分钟。”

　　“没问题!”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暗喜：“到了我手里，就由不得你们了。”

　　会议结束后，几百名与会者排着队依次和阿卜杜拉握手告别，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事们也挤进了这个队伍。当阿卜杜拉看到我，他微笑

着说了一句：“Welcome to Jordan.”(欢迎你到约旦来。)

　　阿卜杜拉的亲民风范令人感动，他耐心地和所有人握过手之后，才由同父异母的弟弟哈姆扎护卫着进入一间小会客室，接受我的采访。

　　为了节约时间，我希望站着做访问，但怕怠慢了国王，于是征求他的意见。阿卜杜拉很随和，他耸了耸肩：“无所谓，既然我们已经站着

了，那就站着吧，省事。”

　　我对阿卜杜拉的采访从5分钟变成了10分钟又变成了20分钟，半小时过去了，我能感到哈姆扎的手止不住地要去摸腰里别着的手枪。于是决

定，到此为止，要不然，御林军真该急了。

　　我刚一示意采访结束，大家呼啦啦都围了上来，要和国王合影留念。

　　参加“千禧之旅”全程报道的北京青年报记者赵维忙不迭地把一架数码相机使劲往一个矮矮胖胖的约旦人手里塞，意思是：“师傅，劳您

大驾帮我和你们国王拍张照片。”谁知那约旦人沉着脸把手一缩，相机掉到了地上，咣一下，赵维也不在意，捡起相机先帮我拍照。一阵忙

乱之后，我们送走了国王一行，我才幸灾乐祸地问赵维：“你知道刚才不愿帮你拍照的人是谁吗?”

　　“谁啊?”赵维一脸的迷茫。

　　“约旦首相。”我在一旁乐得直不起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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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早班车

    老板微笑着说的话，我永远都记得：“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

　　有一天，院长在他的办公室里问我：“公司准备开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你来做，好不好?”

　　那是1998年年初，我正在活蹦乱跳地主持《音乐无限》。

　　院长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我本能地想拒绝：“开玩笑!大清早那么不好的时间给我，我才不做呢。”

　　可我还是动心了。沉默过后，我说：“让我考虑几天。”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转型的事情。做娱乐节目实在和我的性格、兴趣相差太远。要我每天介绍刘德华、黎明的歌有多好听，对我是

一种折磨。

　　“不如，去做新闻吧。”我对自己说。

　　“可是，新闻节目有什么好做的呢?不就是别人写的稿子，你照着念就完了吗?这有什么意思?”我常常想象当我遇到难以选择的事情，我的

脑海里会有两个小人打架。如今，这样的情形真的出现了。

　　我苦着脸去找文涛：“你得帮我出出主意。”

　　正是傍晚时分，我和文涛坐在黄埔花园的大排档里，四周一片嘈杂。

　　“你说，我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我鼓起勇气，把自己近乎疯狂的想法告诉了文涛。

　　“当然可以啊!”文涛专心致志地看着菜单，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可是，万一我说不下去了，没词了，怎么办?”

　　“慢慢说呗!就像你现在和我聊天一样，也没有稿子，不是说得挺好的吗?再说，咱们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文涛一边说一边招手叫过

服务员，抓紧时间点了菜。

　　“那不一样啊!直播的时候通常是咱们两个人，都处于平常自然的说话状态，说错了也很容易纠正，不会觉得尴尬。做新闻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跟观众聊不就得了。”文涛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滴溜溜地四下乱转。

　　“那，观众不烦啊?万一我说得嗦了怎么办?”

　　“语言精练点，你绝对没问题。”饭菜上来了，文涛不再理我，低头忙着喝汤。

　　我夹着一筷子芥蓝愣在那，心里突然有一种起跑前的兴奋和恐惧。

　　第二天，我对院长说：“好，我做。”语气很是悲壮。

　　3月31日晚上，老板在尖沙咀一家韩国料理店请内地来的同事吃饭，庆祝凤凰中文台成立两周年。大家忙着烤肉、倒酒、吹牛，热热闹闹地

像是在过节。

　　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身体在不停地发抖。第二天一大早，《凤凰早班车》就要和观众见面了，也许，我的主持人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饭桌上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

　　我不停地看表，如坐针毡。9点钟，我终于忍不住了：“各位，我先走一步了，明天早晨4点就得起床!”

　　同事们于是七嘴八舌地和我告别：

　　“祝你明天好运!”

　　“别紧张!”

　　“开玩笑，她怎么会紧张呢!”

　　……

　　走出餐厅，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上发呆。晚上9点的香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可我，从此就要和这缤纷喧哗的夜晚告别了。

　　回到家，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1点钟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

　　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真的连上吊的心都有。

　　凌晨4点的香港一片寂静。

　　我机械地起床、穿衣、洗漱，始终低垂着双眼，不敢看镜子。刚刚睡醒的脸总是惨不忍睹，更何况没睡醒呢?

　　刷牙时，我还是偷偷地瞟了一眼镜子，我的样子果然可怕。

　　4∶30，我走出家门，外面仍是一片漆黑。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慢悠悠地晃过去也不过5分钟。凌晨时分的街道在路灯的映射下显得格

外静谧，真没想到，香港还有这么沉静的时刻。平常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此刻只能听到我的皮鞋踩出的咔咔声，一股淡淡的海腥味从不远处的

维多利亚港湾飘过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微凉潮湿的空气，心境渐渐地平静下来。

　　来到公司，眼前热闹的景象吓了我一跳。

　　演播室的门开着，技术人员进进出出地正忙着调灯光、查线路。毕竟是《凤凰早班车》的首播，大家心里都没底。

　　我有点紧张了。

　　直播前的一个星期，我曾经和《早班车》的工作人员一起演练过两次。结果是一塌糊涂。

　　我的老板有一个很好的创意：香港每天有十几份早报，内容丰富、及时，可以补充早间电视新闻报道的不足，又能为各地观众尤其是内地

观众提供一个了解香港的窗口，建议在《早班车》里引用报纸内容。于是，如何在电视上“读报”就成了我演练时的重点。

　　第一次演练前，我跑到报摊对摊主说：“把每种报纸都给我来一份。”

　　到了办公室，我把所有的报纸摊在桌子上，才发现精明过人的报贩子把《朝日新闻》、韩国、菲律宾报纸一股脑都卖给了我。

　　两个小时后，我恍恍惚惚地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突然意识到，我看得太过投入，完全忘了看报纸的目的是为了“读报纸”。

　　第一次演练，以我对着镜头张口结舌而告终。

　　第二次演练前，我一再告诫自己：报纸别看得太入迷，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这一回，我吸取了前车之鉴，拿出了记忆力好这个杀手锏，把每一家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都背了下来。可是，导播急了：“鲁豫，你念一份

报纸就用了5分钟，我们整个节目的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啊。”

　　“怎么办，我完全找不着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说新闻的感觉。”这就是4月1日凌晨4点35分，我看见公司里忙忙碌碌的直播景象时，内心

惶恐。

　　我恨不得临阵脱逃。

　　不过，害怕归害怕，我知道，到了真正直播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

　　7∶15分，我走进了演播室。

　　从化妆间到演播室，要经过一条窄窄的走廊，50多米，还有个拐弯。平时，我总是连跑带颠地，常常和从另一个方向拐过来的同事撞个满

怀。可今天，我迈着四平八稳的台步慢慢地朝演播室走去，连头都不敢晃一下，生怕动一动就把刚刚记住的新闻忘掉。

　　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站在摄像机前，嘴里还在念念有词。

　　这时，老板和院长走了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面前一站，小小的不到20平方米的演播室显得更狭窄了。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做战前动员：

　　“别紧张!”“没问题!”

　　我已经进入了直播状态，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若无睹。看见老板和院长，也没什么反应，仍然呆呆地在那自言自语，像个精神病患者。

　　7∶30分，《凤凰早班车》准时开播。

　　半小时后，直播结束了。老板立刻召集所有主创人员开会。

　　我先去化妆间换了衣服，才端着咖啡杯一溜小跑地冲进了会议室。我急不可耐地想听到别人对我第一天直播的评价。

　　推开会议室的门，我的眼睛立刻被明亮的光线晃得闭了起来。早晨8点钟的阳光正穿过会议室的落地玻璃窗，暖暖地照在每一个角落。

　　原来，天，早已在我忙碌之间，悄悄地亮了。

　　老板微笑着看看大家，说了三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鲁豫，就

这么做!”

　　开完会回到家，我在客厅里站了5分钟，一动不动。

　　我突然觉得后怕：“如果刚才的直播我做砸了，可怎么办?”

　　这么一想，几天来的压力、焦虑、睡眠不足一下子全反映出来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放声大哭。

　　等情绪平复下来，我走进洗手间开始卸妆。我一边抽抽噎噎地擦着哭花的双眼，一边喃喃自语：“我做成了。”

　　这一来，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

    我的同事梁冬在广州过完周末回到香港，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说：“我最近见了一个大师，算命特准，我请他帮你也算

了一卦，我给了他一个鲁字，但没告诉他是陈鲁豫，真神了，他想都没想就说：‘你这个朋友工作很辛苦啊!你看，鲁字分开来，就是刀在田上

，日在线下，也就是说，你这个朋友和农民差不多，天不亮就拿把刀下地干活去了。’”

　　梁冬说到兴奋处，胖乎乎的手在我眼前比比划划：“鲁豫，难怪你早班车做得那么好，你天生就该主持《凤凰早班车》啊。”

　　我被他气得直翻白眼，一口气眼看就要喘不上来了。

　　这场对话发生在1999年底，正是我的体力接近崩溃的时候。从1998年3月31日开始，我一个人主持每周5天的清晨直播节目《凤凰早班车》

，凌晨4点就要起床，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一年半下来，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身体就快散架了。可人的意志力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始终支撑

着我急需大修的身体，而我的身体也很给面子，总是乖乖合作，从不罢工。慢慢地，我也不知天高地厚起来，真以为自己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直到那天凌晨4点整，追魂夺命的闹钟铃声把我从沉睡中叫醒。

　　我躺在黑暗中，根本动弹不得，已经清醒的意识里满是绝望。刺耳的铃声足足响了1分钟，更衬托出外面的一片死寂。

　　5分钟后，我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心里万念俱灰。一个只睡了不到5小时的人，她在凌晨4点起床的那一刻，对人生的态度不会太积极、乐

观，没有自杀倾向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闭着眼，一步三晃地进了洗手间，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不出哪不对劲。平常，我在凌晨4点的时候，除了头疼，心慌，胸闷，四

肢发沉，浑身哪都不舒服以外，也没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而此刻，我的左眼一跳一跳地又涩又疼，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还是不以为意，低下头开始洗脸。冰凉的水一浸到脸上，我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仰着湿漉漉的脸，我眯缝着眼睛伸手去够架子上的毛巾

，突然，我浑身哆嗦了一下，两只眼睛瞪得老大，镜子里的景象令我惊恐万分：我的左眼上眼睑红彤彤的、一个模样狰狞的肿块清晰可见。

　　“完蛋了，我长针眼了!”

　　6点整，珍姐走进了化妆间。她是凤凰的化妆师，有着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一见到她，我好像没娘的孩子看到了亲人：

　　“珍姐，”我的声音发抖而且带着明显的哭腔：“怎么办哪，我的眼睛肿了!”

　　珍姐使劲盯着我，一向沉静温和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

　　“肿得好厉害。没办法，我多扑些粉试试吧。”珍姐的脸上也是愁云密布。我知道，她技艺高超，又一向对自己要求甚严，如今我的眼睛

肿得像水蜜桃，她的本事再大，也回天乏力了。

　　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闭着眼，任由珍姐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拍在我的左眼上。

　　6点45分，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一戴上耳机，我就听到导播室里一片惊呼：“有没有搞错，鲁豫的眼肿成这样!”

　　事已至此，我也只有坚强面对：“请把景别拉得再大一些。”我不停地鼓励满脸愕然已经慌了手脚的摄像：“对，再拉开一些。”

　　摄像猛然间回过神来，从镜头后探出半个脸：“鲁豫，景别不能再大了，现在从镜头里已经看不出你是谁了。”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漂亮，这一刻，我更是希望我的“聪明”，“才华”，“人格魅力”能够挡也挡不住地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让观众

在清晨7点睡眼惺忪的时候，被我的内在美迷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暇顾及我左眼睑上硕大、丑陋的麦粒肿。

　　8点钟直播一结束，我就接到了老板的电话：“鲁豫，昨晚没睡好吧，眼睛有点肿。”

　　自从做了《凤凰早班车》，我的人生目标变得单纯明确：有朝一日，我要是当了老板，一定天天睡到自然醒。可我就不明白了，我的老板

已经是老板了，为什么每天7点的早班车他从来没落下收看。文涛的评价一针见血：所以人家才是老板。

　　这么多年了，我很了解老板。表扬你的时候，他绝对是夸你没商量，自信心不强的人还真扛不住。这一点我很认同，因为谁都需要肯定。

而批评一个人的时候，老板则是委婉的，既指出你的不足又不伤害你的自尊。所以，我听出了他实际的感受：你的眼睛怎么搞的，简直惨不忍

睹。

　　我于是立刻痛下决心：上医院，找最好的眼科大夫，动刀动枪，在所不惜。

　　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了全香港最著名的X大夫。他行医多年，是国际眼科界的翘楚，不少达官显贵都是他的病人。近年来，由于娶了某社交界

名媛为妻，更是跃身而为城中名人，每天报纸娱乐版新闻里，总能看到他和太太恩爱甜蜜的样子。两人郎才女貌，真是一对如花美眷。

　　“他很贵噢!”电话里，朋友的那个很字拉得极长，听上去怪吓人的。

　　再贵也要去!我平日里糊里糊涂的，但关键时刻还分得清主次。

　　挂上电话，我直奔X大夫在中环的诊所。才上午10点钟，宽敞的候诊室里已满满当当地坐了20几个人。等了一个多小时，X大夫西服革履的

俊朗身影才出现在诊所的门口。一瞬间，所有病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那场面着实让我感慨：这年头，当医生都要当偶像级的，开处方，动手

术时，旁边最好也安排些FANS(追星族)惊声尖叫：看哪，他割阑尾的样子好有型噢!

　　我正胡思乱想，突然听到护士在叫我的名字，赶紧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低着头跌跌撞撞地跟在护士身后。之所以跌跌撞撞，是因为我在室

内也戴着酷酷的溥仪式墨镜，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可是，在我的眼睛痊愈之前，我只能以这副德性见人了。

　　“陈小姐，请坐!”X大夫的声音低沉有磁性，国语好得惊人。

　　我慌忙摘下墨镜，乖乖地坐在椅子上，脊背挺得笔直，一动不动。

　　X大夫开始专注地凝望我的眼睛，好像在看着自己的情人。这时如果隐去诊室的背景，把我俩搁在蓝天白云的布景板前，你看到的分明是我

被白马王子的深情凝视羞红了的脸颊。

　　“大夫，我的病危险吗?要不要开刀，开刀要打麻药吗?会留下疤吗?”我脸上的表情，有如世界末日。

　　“陈小姐，你的眼睛不需要动手术。等肿块再长两天，让它自然成熟，流水，然后，你再来看病。好，再见。”

　　X大夫温和的声音让我一下子从浪漫爱情影片的女主人公变身回《急诊室》注释里的女患者。

　　“可是，我，我，好，再见。”我磕磕巴巴地来不及说什么，就被护士小姐领到了付款台。

　　坐在回家的船上，我越想越觉得吃亏。都说X大夫英俊非凡，我坐得离他那么近也没顾上看他一眼，相反，被他盯了半天，我还得给出一张

港币1000元的支票。我真是比窦娥还冤。

　　我长了针眼的消息很快就在公司传开了，不断有各地的同事打电话表示慰问，最后总不忘加一句：“你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吧。”

　　我真是有口难言。我是不该看的没看，该看的也没看。

　　当然，幸灾乐祸之余，同事们也提供了千奇百怪的偏方：在手指上系根红线、拼命喝凉水、把痔疮膏涂在眼皮上等等。

　　我眼睛肿得老高，心里倒还明白，封建迷信的事情，我不能试。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左眼红肿得只剩下一条缝，视线都窄了许多。可是，不管什么事，只要习惯了就好。

　　珍姐见到我，已经不再长吁短叹了。她现在每天提心吊胆的是如何不让尖尖的眼线笔弄破已经透明的肿块。摄像，导播也都是经过风雨见

过世面的人，他们大概看惯了我的样子，竟然敢给我推大大的特写了。至于观众，一大早都睡眼的，也没人像看情人般地紧盯着我。我自

己呢，慢慢地也敢大白天不戴墨镜在街上走了。香港的小孩子好像特别坚强，马路上、超市里猛然间看到我，也没人哭闹。

　　几天后，我再去复诊。

　　和上次一样，英俊的X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和颜悦色地说：“还没熟透呢，再等两三天就差不多了。”

　　我又恍惚着被护士小姐领到了柜台去结账，短暂的一面，再花去我港币1000块。

　　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值了。”

　　两天后，是个星期天。

　　我一觉睡到了中午才起床。人睡够了，心情就特别好，我哼着歌在洗手间里刷牙。突然，那个硕大无朋的包，破了。

　　我吐掉嘴里的牙膏，开始深呼吸，可人还是紧张地发抖。

　　我从家里常备的药箱里拿出纱布，轻轻地擦干净左眼眼皮，然后，下楼打车，直奔X大夫而去。

　　谢天谢地，星期天，他竟然也在，当然，是要按周末急诊收费的。

　　X大夫看到我很高兴。他戴上白色医疗手套，拿出两根棉签，动手挤那个包。我微仰着头，一动也不敢动。

　　“好了。”一分钟都没有，X大夫已经大功告成。“这里是一盒防感染的药膏，回家记得涂喔。再见!”

　　那天，我的账单是1500港币。

       在香港，每一座公寓大楼的大堂都坐着一个保安。说是保安，却多是些年过半百的香港大爷，真不知道凭他们的体格怎么能保居民的平

安。不过，我倒挺喜欢我们楼那些大爷。他们态度友善，看见我大包小包地回来总是热情地帮我开门。但我从不和他们聊天，因为大爷们都听

不懂普通话，我又不肯入乡随俗，一句广东话也不会。于是，我和大爷们只能用点头，微笑进行沟通。保安大爷平常大概只看粤语影片，所以

并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在大爷眼里，我是一个经常出差的大陆女孩，没准是空姐吧!
　　我开始做早班车了。第一天凌晨4∶30大爷见到我端着咖啡杯，睡眼惺忪地走出电梯时，吃惊得甚至来不及冲我微笑了。我呢，那么早起床

，人又紧张，根本没心情和他打招呼，只是直眉瞪眼地晃出了大楼。

　　第一天的直播很成功。八点半钟，我带着焕然一新的心情回家了。在大门口见到上早班的大爷，我咧开嘴冲他乐着，又破天荒地用广东话

说“早安!”

　　大爷看见我，样子有些吃惊。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卸妆呢，和平日里素面朝天的样子大概有些距离。我倒没多想，乐呵呵地进了电梯。

　　早班车顺利地开通了，我也过起了和别人的日程表截然不同的生活。保安大爷们开始觉得奇怪，这个女孩突然不出差了，每天早晨4点，外

面还黑咕隆咚呢，她就披头散发，神情恍惚地出门，见人也爱搭不理的。到上午8、9点钟，正是别人出门上班的时间，她倒浓妆艳抹地回家了

，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大爷们仍然冲我微笑，但笑容中多了一丝忧郁和担心。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大爷们的表情愈来愈忧伤。我知道他们有话想问我，但又不好

意思打探别人的生活。于是，我们就在尴尬中保持着沉默。

　　时间大约过了半年。

　　有一天，我最喜欢的大爷“我心狂野”(这是我和许戈辉给他起的名字。因为他是所有保安中最害羞的一个，脸上总是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但我和许戈辉却认为他是那种外表冷漠，但内心火热的人。所以起名“我心狂野”。)在我下楼取信的时候，一直在我身边溜溜达达，那天我

的信又特别多，我正一封封地翻看，顺便把垃圾邮件扔进废纸箱，大爷突然冒出了一句广东普通话：“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愣住了，不相信大爷居然有勇气说起了国语，我大为感动，一字一句地说：“我在电视台工作!”

　　“电视台!”大爷大声重复了一下，神情明显轻松了许多。“你早晨返工好早咯!”大爷又问了一句，这回广东话又出来了。

　　“对，因为我是做晨早新闻的!”我也用普通话的发音加进了广东话的词语。

　　“哦……!!!!”大爷一定是粤剧票友，那一声“噢”足足拖了10秒钟。从那声音里，我听到了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读懂了“我心狂野”的

潜台词：“我说我一把年纪，见多识广，不会看错人的，这个女孩是个好女孩!”

　　这下我倒不好意思了。我红着脸，说了句“唔该噻!”(谢谢!)注解就抱着信冲进了电梯，大爷一直看着我，脸上笑开了花。电梯门关上的

那一刻，我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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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遭遇”以色列

    1999年10月28日晚上7∶00，我拖着两个无比沉重的大箱子来到香港赤蜡角国际机场，准备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耶路撒冷。旅行

社发出的指南上特别注明，乘以航飞机一定要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我虽然觉得没必要，可还是乖乖地照办。毕竟，目的地是以色列。
 
　　她折磨我整整3个小时

　　我相信，人的着装颇能反映人的心境。那天，我一身戎装：军绿色卡其布连衣裙，高统皮靴，像极了电视上看到的以色列女兵。

　　以航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前是两条长长的人龙，一队是以色列公民，一队是外国人，队伍长得令人绝望。还好，我坐的是公务舱，多少有

些特权，不用排队。

　　我正在暗自庆幸，一个以航工作人员走过来用英语请我出示机票和护照。这是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她深陷的眼窝、鲜明的五官轮廓、特

别是挺直的鼻子和一头卷曲蓬松的褐色乱发，像极了年轻时的芭芭拉·史翠珊(Babara Streisand)。

　　想想真可惜，我没有和她拍张照片，也忘了问问她的芳名。毕竟，她折磨了我整整3个小时。

　　以下是我们之间最初的一段对话：

　　问(面无表情地)：“你去以色列做什么?”

　　答(心不在焉地)：“拍节目。”

　　问(仍然面无表情地)：“拍什么节目?”

　　答(开始不耐烦)：“千禧之旅。”(大费周章地介绍了千禧之旅，但故意漏掉了行程中的伊拉克。)

　　问(她一直低头翻看我的护照，脸上的表情我看不见，但突然变大的声音说明她极为不满我的态度)：“你在以色列准备拍些什么呢?”

　　答(我的声音也开始冷淡，语气更强硬了)：“不知道。”

　　问(她从护照上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那谁知道呢?”

　　答(我微微地扬起了下巴，挑衅似的迎住她的目光)：“我的同事。”

　　问(她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叹了一口气)：“他们在哪?”

　　答(开始气她)：“在以色列。”

　　问(她不再看我，目光掠过我望向我的身后)：“你在以色列住哪?”

　　答(我故意把头往旁边歪，去找她的目光，语调逼人地)：“不知道。”

　　问(她的脸涨得通红)：“谁来接你呢?”

　　答(拿腔拿调地)：“不知道。”

　　问(几乎崩溃，但仍然死扛)：“你在以色列会呆多长时间?”

　　答(我都不忍心了)：“不知道。”

　　……

　　我们这段剑拔弩张的对话进行了40分钟，我始终是一问三不知，不是我不合作(我的确是不合作)，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天地良心，这是

真话)。女孩认定我虽然极不友善，但并没危险。第一关盘查我总算通过。

　　女孩把护照、机票还给我，转过身，用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跟我来”，就自顾自地走了。

　　我愣了一下，意识到前途叵测。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我推着行李车一路小跑跟在女孩的身后，在我看来，她的背影写满了

复仇二字。

　　“我刚才对她那种态度，她一定想把我关到小屋里单独盘问吧?算了，大不了误飞机，什么鬼地方，哭着喊着求我去我还不想去呢。”我一

直胡思乱想。

　　我跟着她左拐右拐走出候机大厅，来到了停机坪上。一辆7座面包车正停在我的面前。女孩伸出右手，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我心一横，抬

腿就上了面包车，我的箱子和巨大的双肩背包就堆在行李车上，我连看都不看。我心里有数，护照机票都在我手里，钱和信用卡我放在了小布

袋里，袋子是我花了5块钱人民币在大理洋人街买的，我去哪都拿它来装“巨款”，挂在脖子上。有了这几样旅行必备的东西，其他的，真要丢

了，就看本小姐心情如何了。心情好，丢了就丢了；心情不好——比如现在，那我一定把航空公司告得倾家荡产。

　　我沉着脸坐在车上，一动不动，余光能看到女孩和从车上下来的司机在奋力搬我的箱子。

　　车子在停机坪上转了一大圈，停在了一排外表好像飞机检修库的平房前。

　　平房里热火朝天地挤满了人。

　　我铁青着脸冷冷地扫了一眼屋里的人：七、八个高大魁梧的以航工作人员，还有十几个和我一样已经疲惫不堪、听天由命的外国旅客。

　　女孩丢下我，和一个长得挺像内塔尼亚胡的以航同事嘀嘀咕咕地讲起了希伯莱语，“内塔尼亚胡”不时地向我这里看上一眼。我直直地站

着，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堆满了我的行李。

　　“内塔尼亚胡”微笑着向我走来，“Shalom!”(希伯莱语你好的意思)他冲我点了点头，弯腰拎起我的两个巨无霸箱子，转身放在了一张比

乒乓球台还要宽大的桌子上。

　　“芭芭拉·史翠珊”不知从哪端出两个硕大的透明塑料箱，倒进开水，滴两滴泡泡浴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泡个澡。她把澡盆也放到了乒乓

球台上。

　　我饶有兴味地看他们忙着，想知道这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

       “打开箱子。”“芭芭拉”不看我，而且，连个请字也没有。
　　我蒙了一下，有那么两秒钟吧，我特别想扑过去求他们：“我不玩了，让我回家吧。”虽然心里想变成浦志高，可脸上的表情还是和江姐

一样大义凛然。

　　我开了密码锁，向后退了半步，皮笑肉不笑地对“芭芭拉”说：“箱子太重，我打不开。”

　　废话，要杀要剐随便，但别指望着我会帮你们磨刀。

　　还是“内塔尼亚胡”怜香惜玉，他帮“芭芭拉”打开了箱子。这下，我的宝贝全都大白于天下。

　　我飞快地扫了一眼两个箱子，谢天谢地，内衣、女性用品大概是在箱底，我担心的难堪场面没有出现。

　　最上层花花绿绿的是我的战略储备：方便面、榨菜、话梅、口香糖、咖啡、巧克力和维他命。所有的食品全部真空密封包装，绝对符合卫

生检疫条例。这一下，我更加气定神闲。

　　“这么多吃的，你是要去野营吗?”“内塔尼亚胡”指着一大盒金莎巧克力冲我乐。

　　“不，我很馋。”我也笑了，人家“内塔尼亚胡”一直对我不错，可我心里还是打鼓。这些食品我是为了在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过苦

日子预备的，被他们猜到总不太好。

　　“对不起，按规定，现在我们要把你箱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拿出来放进这两个塑料箱，请你监督。”“内塔尼亚胡”的话让我的头嗡地一

下，刚刚对他生出的好感立刻荡然无存。

　　我咬着嘴唇，无助地看着“芭芭拉”把我的东西一样一样拿起来，左右端详一番，再漫不经心地放进塑料箱。

　　20分钟后，两个箱子变得空空荡荡。我花了3天时间才整理好的毛衣、牛仔裤、护肤品、化妆品和准备到伊朗后入乡随俗用来包头的几块披

肩凌乱地堆在塑料箱里。

　　我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芭芭拉”大概良心发现，自始至终低着头，没有乘胜追击再甩什么风凉话。

　　两个身材魁梧的以色列小伙子一人一个把塑料箱搬到了检查行李的X光机上。平心而论，今天我见到的以航工作人员，女孩漂亮，男士英俊

，颇给以色列长脸。就像眼前这两个大力士，换上苏格兰呢西装和皮靴，活脱脱就是一幅Ralph Lauren秋季时装广告。可惜，愤怒蒙住了我的

双眼，我看他们，个个都是乔装打扮的摩萨德。

　　“好了，你可以装箱了。”“芭芭拉”站在X光机旁边冲我招手。我的两大堆宝贝已经被摊在了另一张乒乓球台上。

　　哀莫大于心死，我已经懒得和他们理论。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开始叠衣服。突然，我尖叫起来“This is not mine!”(这不是我的!)在榨菜和被拆开包装的一大罐蔬菜粉中间，我

竟然看见一盒已经抽掉大半的555香烟。

       “这叫什么×××安检!”我开始用英语骂人了。各位同胞请相信，我平日十分的淑女，语言总是优雅而得体，但用英语说起粗话来，

面前真站个美国人、英国人也未必是我的对手。反正，用外语说脏话我觉得不算什么，好歹也是练习口语啊。
　　“对不起，香烟是我的。”旁边一个包头巾、穿长袍，模样酷似阿拉法特的阿拉伯男子凑到我旁边，伸手去够香烟。

　　“慢着!”我挡住他，回过头去找“芭芭拉”和“内塔尼亚胡”，“安检这么严肃的工作，你们竟然如此地掉以轻心。真要出了事，谁负责

?”我声色俱厉，语言风格像极了党小组会议上语重心长的支部书记。

　　“芭芭拉”狠狠地看了一眼“阿拉法特”，这才相信那烟的确不是我的。她自知理亏，于是红着脸，表情又哭又笑地看着我，嘴张了张，

却什么也没说。

　　“我们来帮你装箱吧!”呼啦啦，我身旁一下子围了5、6个高大威猛的以色列小伙。

　　“Dont touch my stuff!”(我看谁敢碰我的东西!)我委屈极了，不争气的眼泪正在一点点地涌上眼眶。

　　我只是想看看以色列，仅此而已。何苦这么舞刀弄枪的?

　　我拼命忍住眼泪，埋头整理箱子。

　　刚才还闹哄哄的房间突然变得很安静。“芭芭拉”、“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在道歉。我谁也不理，只

是专心地叠我的披肩。

　　不知过了多久，我忙忙叨叨的手终于停了下来，低头看看箱子，又满满当当、整整齐齐的了。我这才抬眼示意“芭芭拉”：“还查吗?不查

就关上。”

　　又是“内塔尼亚胡”，识趣地扣上箱子。

　　我不说话，等着看还有什么好戏。

　　“我们可以走了。”“芭芭拉”的话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愣了一秒钟，然后好像怕谁反悔似的，转身就往外走。都快到门口了，才听到身后叮叮咣咣地有几个人跟了上来，想必带着我的行李。

走出大门我才意识到，其他的老外已经不见了。

　　天黑透了。我看了看表，荧光指针指着9：45。

　　我恍惚地坐上面包车，又被“芭芭拉”带回了机场候机大厅。我乘坐的班机正在做最后一次召集。眼看磨难到了尽头，可我对即将展开的

旅程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一个又高又胖的黑人裹在一件雪白的袍子里，从远处急急忙忙地跑来，身上左右各挎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后边气喘吁吁地跟着比他还

胖的太太，手里还领着个5、6岁大的小男孩。一家三口要飞的是纽约，登机口就在隔壁。

　　我很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赶飞机，不像我，身后老有“芭芭拉”像影子一样跟着。

　　我今天的计划全被他们打乱了。

　　平时，从香港出差去外地，我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托运行李、领登机牌、过关，所有的手续办完之后，还会有40多分钟可以闲逛。

我会先到书店挑一堆杂志在飞机上消遣，再去免税品店帮朋友买些香烟，然后，我一定要去卡蒂亚专卖店看看他们又来了什么新的货色。最后

，如果还有时间，我会去休息室，喝杯咖啡，打几个电话。我喜欢这样，不紧不慢地。可现在，我什么也来不及做了。

　　登机口的香港地勤人员一再地向我这边张望，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想跑去几十米外的书报亭买本杂志，否则，这一路上，我实在不知道该

如何打发。

　　我转身正要走，却差点撞上紧挨我站着的“芭芭拉”。

　　“What???”(你想干吗???)我冲她大叫了一声。她的大眼睛忽闪闪地看着我，目光里满含着请求，我恍然大悟，他们对飞以色列的外国旅

客采取的是一对一的全程盯人战术。

　　“我现在是不是除了上飞机，不能去任何地方，否则，你们又要重新查我?”

　　她苦笑着点了点头。

　　我彻底崩溃：“好吧，我登机了。”说罢转身就走，好像听到“芭芭拉”咕哝了一句谢谢你。

　　登机口的地勤人员见到我都长出了一口气，看样子，我的确是最后一名乘客。

　　公务舱今天满员。我不知道该坐在哪里，也懒得查票根，看到靠过道还有一个空位，于是也不等空中小姐领路就径直走了过去，然后，一

屁股坐下。这才感觉到，自己已是心力交瘁。

　　“Shalom! Im your neighbourui. My name is...”(你好，我是你的邻居，我叫……)我迷迷瞪瞪地顺着声音望过去，这才注意到我的

邻座是一个50多岁的男子，是犹太人，而且是以色列的犹太人。

　　我从不种族歧视，但今天，某些人真的是得罪我了。我把手一挡，不客气地说：“Leave me alone. I'm not in the mood for chitchat.

For the past three hours I was interrogated and searched by the airline, which is something Ive never seen before. I don't

think I even want to go to Isreal.”(别理我，烦着那。刚才，你们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人审了我快3个小时，真是活见鬼。鬼才要去你们国

家。)我心里想说的其实是中文版本，可英文一出口，我还是本能地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文风。说到底，人家老大爷对我客客气气地，我总不

能太失礼。

　　虽说如此，他还是被我突如其来的一顿抢白弄愣了。过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对不起，我只是想打个招呼，因为我们是邻居。我没注意到

你的情绪，很抱歉。你可能不太了解，所有去以色列的人都要被细细地盘查，当然，对外国人会检查得特别仔细。可即便是以色列人，如果刚

刚去过一些敏感国家也要被查个死去活来。”

　　他的英文很好，一句死去活来让我的嘴角动了动算是微笑。见我有了笑模样，他的语气更慈祥了：“请你谅解，我们以色列是个特殊的国

家。这么多年来，我们安身立命的原则就是，在确认你是朋友之前，先假设你是敌人。这是我们的生存方式。”

　　这就是以色列，还没见到它，已经感受到它的紧张气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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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序（余秋雨）、第一章 因英语而改变、第二章 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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