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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情陷伊拉克

    我声色俱厉地用英语吵了起来，这一段余秋雨老师有过描述“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可我就是想采访萨达姆。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这个题目或许会引起误会。

　　1999年，我在伊拉克呆了10天。10天的时间很短，根本无法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国绯闻。不过，那10天我的确是全心全意、朝思暮想地渴望见到一个人，见到他的照片我会兴奋地想象我们见面的样子，那份痴狂倒是和热恋没什么区别。

　　我说的是萨达姆，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恶劣的环境在10小时内改变了我，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

　　1999年的伊拉克，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巴格达通往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他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它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

　　死亡公路不是闹着玩的，大白天还常常出事呢，晚上开车无异于自取灭亡。

　　11月初，中东地区的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中午的阳光火力十足，能烤死人；可天一黑，就得在毛衣外面再加一件厚外套。

　　那天起得早，外面天色漆黑。想到整个白天我都要在车上和边境度过，就只穿了件T恤衫和长过膝盖的短裤，出发前才在身上又套了件羽绒服。

　　出门的时候，果然是天寒地冻。

　　一路顺利。

　　6点才过，我们的5辆吉普车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约旦一方的边防检查站。这一路，对约旦这个小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约旦人并不富有，但热情、善良而正直。已故的侯塞因国王个子不高却是个政治巨人，把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打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中东这样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约旦不仅安然生存着，而且在众多国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约旦海关的工作人员个个温和有礼，将护照还给我们的时候，一再叮嘱，进入伊拉克后一定要小心。我们嘴上应着，心里已经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一步跨进伊拉克。

　　头天晚上，我们“千禧之旅”全体成员开了个战前动员会，中心思想是要大家对伊拉克做好最坏的准备。不知道别人的心境如何，我只是对第二天的行程满怀着憧憬。不过，憧憬归憧憬，我还是仔仔细细把全部行李翻了一遍，销毁了一切和以色列以及“邪恶的西方社会”有关的痕迹：在耶路撒冷老城区买的死海泥面膜得撕掉包装，那上面全是希伯莱文；我的两个旅行箱跟着我走南闯北，箱身上贴满了各国机场、航空公司花花绿绿的标签，走到哪都会引来啧啧赞叹：“箱子够酷的，还真去了不少地方。”虽然舍不得，我还是狠狠心把不干胶的标签撕了个乱七八糟。看着瞬间变得丑陋不堪的箱子，心疼得要命。

　　“没什么可怕的！”我是带着这个念头入睡的。

　　8点整，我们已越过约旦边境，进入了伊拉克。

　　伊拉克的边防检查站就是荒郊野外几排孤零零的平房，我把车窗摇下来，将整个上身探出去。高远清朗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干枯土地，我的脑海里一下子蹦出一句英文：I 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我在一个鸟不生蛋的荒凉之地。)

　　每到一地，车队里负责和边防海关打交道的丽丽捧着大家的护照办手续去了。谨慎起见，其余人员一律在车上等待。

　　天开始热了，我脱掉羽绒服，把它叠成枕头，倒在后座，开始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揉揉眼睛醒了。车厢里热得像个蒸笼，我的脸上、身上全是汗。我呆呆地躺了有一分钟，搞不清这是什么地方。

　　“呦，鲁豫醒了，睡得还挺香。”我坐的5号车司机勇哥从车外伸进头来。

　　“几点了？咱们到哪了？”

　　“一直没动窝，都快一点了，还等着呢。”

　　“什么？”我一下子坐了起来，起得太猛，头昏沉沉的。

　　这还了得，如果天黑之前到不了巴格达，摸黑走死亡公路，是闹着玩的吗？

　　我开门下车，看到同伴们正三三两两躲在房檐下。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晒得我根本睁不开眼。

　　“怎么样？”我问丽丽。

　　“他们封了咱们的电脑、手机、照相机，一上午把我支来支去的盖了无数个章。现在，还得等他们的主管，听说一会儿就到。”

　　正午的太阳晒得我眼发花。我靠着墙坐在了地上，抬头看着丽丽：“他们这么拖着我们，该不是想要钱吧。”

　　丽丽叹了口气：“该给的钱早给了，不该给的也给了。”

　　我立刻不说话了。

　　早就听说伊拉克的边防官员已经被惯坏了。1998年“沙漠之狐”之前，给每人塞个几美元的买路钱已是富富有余。可1998年战事最激烈时，据说有记者为了顺利过关，眼都不眨一下地给了每个伊拉克边防官员100美元。因为有人哄抬价格，结果伊拉克边境地区行贿受贿一下子有了市场。

　　“这要是在香港或北京，我不到廉正公署、反贪局告他们才怪。”我在心里恨恨地想。

　　咕噜咕噜，我肚子饿了。

　　“你要吃点什么呢？我去买。”我站起来，拍拍屁股。

　　丽丽苦笑了一下：“我早被他们气饱了。再说，这什么也没有，连热水都不提供。咱们只能吃饼干了。你去1号车拿吧。”

　　听到饼干，我的肚子又咕噜了一下，这回算是拒绝。

　　我回到车上，关上门窗，开足冷气，拼命给自己灌矿泉水。

　　等待真是无聊。我懒懒地靠在后座上，把两条腿伸直，高高地架在前座的靠背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同伴们也都受不了毒太阳，陆续回到了车上。我把早就搁麻了的双腿搬下来，一边用手捶，一边和勇哥、摄像袁白聊天。

　　勇哥可是有着丰富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了，但这会，他有点一反常态，不停地长吁短叹：“这都4点了，今天肯定得走夜路，够悬的。”

　　我听着心里一阵阵发紧。我很清楚，当着我的面，勇哥已经是在轻描淡写了。

　　坐在前排的袁白回头看着我：“鲁豫害怕了吧，脸都白了。”

　　我是属鸭子的，嘴上永远逞强：“没什么好怕的，咱们那么多人呢。”一聊起天来，时间总是好打发些。突然，袁白的手表叫了起来。他的表定点报时，这意味着，现在是巴格达时间下午5点整，而我们，已经在这荒郊野外等了9个小时。

　　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我得去看看。”我边说边开车门跳下了吉普车，四下望望，见平房前已经聚集了不少“千禧之旅”的同事，于是拔腿向他们跑去。听见身后车门又“砰砰”响了两下，知道勇哥和袁白也跟来了。

　　十几个同伴正围着三个看不出是农民还是边防官的伊拉克人，大家都铁青着脸。

　　“怎么了？”我挤进人群，用英语问眼前一个肚子圆滚滚还留着油亮八字胡的伊拉克人。他旁边还站着两个瘦子，我看都不看。这种场合，得看人下菜碟。那胖子绝对是这儿的头，别人，不必搭理他们。

　　我的声音又大又急促，胖子有些愕然，他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We have to check all the luggage.”(我们得检查全部行李。)

　　我的火一下子窜了上来。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开始扯着嗓子，声色俱厉地用英语吵了起来，这一段，秋雨老师在他的著作《千年一叹》里有过描述：“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暂时压住满腔愤怒，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鲁豫说，一队早就由他们政府批准的外国传媒，被毫无理由地在这里阻拦了十几个小时，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吃饭，也不知如何走600公里的夜路，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检查，这种情况，能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吗?我们不是私人旅游，请问，中国对伊拉克，还算比较友好的，是吗?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在秋雨老师的生花妙笔下，我显得斗志昂扬又张弛有度，语言掷地有声，态度不卑不亢，简直是女中豪杰。其实，我最后还有一段话，那真是孤注一掷。

　　我是咬着牙说的：“你们真的要查我们的行李?好，我们有5辆车，15个人，鬼知道多少件行李，我以你们真主的名义起誓，我会一直呆在这，看着你们一件一件检查，查不完，你们谁也别想走。咱们开始吧!”

　　胖子彻底呆住了。他听懂了我的话，他知道，我豁出去了。一个急红了眼的人，你千万别招惹他。

　　“It's OK, you can go now.”(没事了，你们走吧!)胖子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Are you sure?”(你真的让我们走?)我心里怦怦直跳，生怕他们反悔，脸上可还是刚才那副凶神恶煞的表情。

　　“Yes! Yes! Yes!You can go now.”(对对对，你们可以走了。)胖子不住地点头。他心里一定在想，算我今天倒霉，出门没看黄历，结果碰上你这么个外国来的母夜叉。

　　我转身豪迈地冲同伴们摆摆手：“咱们走吧。”然后我飞快地跑回5号车，一上车，我就放声大哭。

　　我平生没有那样恶狠狠地教训过别人，那和我的性格、教养格格不入。但恶劣的环境却在10小时内改变了我，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这让我很委屈。

　　我做梦也想不到，我是一路哽咽着来到巴格达的。

    恋爱中的人都知道，想念一个人，他的形象就无处不在。你看山，山就是他的影子；你看水，水中也有他的倒影。而在巴格达的街头，我目光所及，看到的都是萨达姆。街心公园里树立着他一身戎装的雕塑；5、6层高的大楼外墙上是他的巨幅画像。我回到酒店打开电视，屏幕上是伊拉克的民歌手深情演绎一首歌颂萨达姆的歌。我听不懂歌词，但从画面能猜出个大概：萨达姆在阅兵，萨达姆在亲吻小朋友，萨达姆和伊拉克民众在一起。

　　萨达姆，萨达姆，这是我在伊拉克一心一意渴望见到的人。

　　我请陪同我们的伊拉克新闻官穆罕默德帮我想办法：“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老实的穆罕默德被我的疯狂吓了一跳：“采访总统很难。他上一次接受外国传媒的访问是10年前，1989年，CBS的Dan Rather。”

　　我也知道萨达姆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有人甚至说，偶尔几次露面也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要想采访他，真是比登天还难。

　　可我就是想采访他。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我竟然丧心病狂地引诱忠厚的穆罕默德：“只要能访问萨达姆，多少钱都没问题。你放心，这笔钱凤凰要是不给，我自己掏腰包。你说吧，打通各个环节需要多少钱?”

　　穆罕默德叹了口气：“鲁豫，曾经有个记者要给我4万美金，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们的总统不可能接受任何访问。”

　　“4万美金!”我嘴里念叨着，“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不过，我有几张旅行支票，还有VISA和美国运通的金卡。信用卡，你收吗?”

　　穆罕默德摇了摇头，嘴里嘟囔了一句“真主保佑”就不再理我。

　　我还在算账给他听：“你看，我这有500美金，还有1000港币，4张旅行支票等于2000美金，这张VISA卡的信用额是16万港币，运通卡可以透支10万港币，我只有这么多了，其余的等我回到香港再寄给你，怎么样?”回身一看，穆罕默德早就溜了。

　　我变成了花痴，每天俩眼发直，一看见萨达姆的画像就恨不得扑上去。一个在联合国驻巴格达机构工作的中国农业部女官员有些担心，她提醒我，最好不要说萨达姆3个字，因为中文、英文、阿拉伯文念起来差不多，别人会知道你在说谁。说这话的时候，她和我正在巴士拉的香格里拉酒店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声音不大，而且从不说人名，提到谁了只用官阶，比如他们总统、他们外长。她甚至拔掉了电视的插销，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难道电视机里会有窃听器?”

　　她不置可否。不过，她小心谨慎、语重心长的样子让我意识到，我的革命警惕性太差了。

　　我不再缠着穆罕默德要找萨达姆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终于移情别恋准备采访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

　　采访地点是巴格达市中心一座戒备森严的总统府(这是穆罕默德告诉我的，但我想，应该是副总统府才对吧。)荷枪实弹的伊拉克士兵把我和摄影队请进了一间会议室，屋里只有长条会议桌、椅子和一幅萨达姆年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和同伴们轮流在画像前照了相，想象着开会时萨达姆就坐在这指点江山，这让大伙都颇为兴奋。

　　半小时后，端着长枪的士兵又把我、两个摄像、穆罕默德和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资深记者顾正龙老师领进了旁边的一间会客室，采访就在这进行。

　　拉马丹的架势挺吓人的。贝雷帽、呢子军装、腰间别着把手枪，尤其是他的目光，直勾勾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如果和我为敌，你就死定了。

　　对拉马丹的访问绝不是我采访生涯中值得称道的一次。不客气地讲，他很平庸。原因很多，首先，语言不通。幸亏顾正龙老师精通阿拉伯语，而且肯替我这个晚辈做翻译，才使访问能够顺利完成。但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使我没办法进入拉马丹的内心，连最简单的追问都做不到。再加上当时的我实在稚嫩，承受不了剑拔弩张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拉马丹给的答案就像是伊拉克外交部发出的通稿。

　　当然，外部的原因也很重要。1999年11月，正是海湾地区较为平静的时候。多年的禁运、禁飞虽然使伊拉克的经济千疮百孔，但经历过两伊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98年“沙漠之狐”的伊拉克老百姓却再一次将战争的创痛抛在了脑后，收拾心情重新开始了生活。和平就像健康，它在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只有失去了，你才懂得它的可贵。而身处和平的环境中，一身戎装的拉马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说些什么似乎也并不重要。

　　虽然，我对访问很不满意，但顾正龙老师却很兴奋：“这是伊拉克最高层官员第一次面对中国传媒。”

　　几天后，我带着没有见到萨达姆的遗憾离开了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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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决战莫斯科

    当萨马兰奇念出北京的名字，我的朋友花立刻兴奋地尖声叫了起来。北京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的画面里，主持人和嘉宾也激动地抱在一起。有那么一秒钟，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我的心里可是重重地咯噔一下，然后屏住呼吸等着萨马兰奇把话讲完。

　　“我要感谢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曼彻斯特对奥运会的热诚和积极的参与，可惜，赢家只有一个，悉尼。”

　　又有那么一秒钟，电视里一片死寂。

　　这是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蒙特卡罗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时的场景。萨翁也许太希望北京赢了，所以他在感谢各申办城市的时候，把北京排在了第一位。这个善意的举动却让无数中国人错以为北京赢了，然后在一眨眼的时间里，从狂喜跌入痛苦的深渊。

　　那个晚上，我和花买了一大堆麦当劳，在我家看电视转播，等候庆祝北京的胜利。花的英文不好，她一直求救似的看着我：“真的是悉尼吗?”

　　我点点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我有预感

　　8年后的2001年7月11日，我坐在从香港飞往莫斯科的班机上，脑海里仍然不断地浮现出北京泪洒蒙特卡罗的痛苦画面。

　　机舱里暗暗的，大部分乘客放倒了椅子睡觉，只有我和文涛的座位上亮着灯，两个人都在埋头看面前的小桌板上摆着的厚厚一摞资料。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将在莫斯科召开第112次会议，并投票选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经历了1993年的失利，北京用了8年的时间卧薪尝胆，厉兵秣马，这回是志在必得。7月13日，全球的目光将聚焦莫斯科，凤凰卫视和北京电视台将联手直播这一天的盛况。我和文涛是莫斯科现场的主持人。

　　同机的还有台湾歌手李玟，她是凤凰邀请的嘉宾。

　　另一位嘉宾周星驰早上也兴冲冲地带着助手赶到机场，却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被拦住了。他的俄罗斯签证第二天才生效，帮他订机票的工作人员没有注意到护照上的日期。没办法，周星驰只能扫兴而归。来机场送行的凤凰工作人员立刻帮他改签第二天的机票，香港到莫斯科的直飞航班是没有了，他只能像走跳棋似的先飞德国再前往俄罗斯。

　　忙忙乱乱的过程当中，幸好狗仔队不在现场，否则报纸娱乐版上不知道又会登出什么新闻来。

　　除了李玟和周星驰，凤凰还邀请了成龙，希望他也能去莫斯科担任我们的直播嘉宾，为北京助威。成龙很想去，但他的档期始终排不开。直到两天前，他的经理人才从美国打来电话，表示成龙终于腾出了几天的时间，可以和我们一块飞莫斯科。偏偏那几天世界各地飞莫斯科的航班都爆满，而且短短的48小时也来不及办理签证，于是，成龙只能遗憾地留在了美国。

　　飞机到达莫斯科机场是当地时间11日下午2点钟。我们和其他来采访国际奥委会大会的外国传媒都被请进贵宾休息室，统一办理入境手续。

　　休息室里很热闹，大家说着中文、英文、法文、日文……所有申办城市的语言都有。

　　我忘了旅途的疲劳，变得兴奋起来。

　　再过42个小时，也就是7月13日早上8:00，凤凰将开始北京申奥莫斯科的直播。我有预感，北京这次一定能赢。我的预感一向很准。

       在下榻的乌克兰酒店安顿下来，我赶忙抱着资料去找先到莫斯科打前站的同事。
　　我在香港临出发前，高雁就从莫斯科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在新闻中心租了直播场地，布景、灯光机器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我和文涛一到，和北京台的主持人、导演一起开个会，再确认一遍早已安排好的直播流程，就可以屏气凝神静等7月13日的来临了。

　　我兴冲冲地敲响了803室的房门。

　　803美其名曰总统套房，其实不过是把两间普通的套房从中间打通而已。凤凰租下了这间总统套房，权作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会议室和编辑机房。

　　来开门的是小宋。很奇怪，看到我她没有任何表示，只顾皱着眉对着手机讲话：“直播方案可能要改，等定下来我再通知你们。”

　　“怎么了?”我看了看屋里其他的人，高雁、刘璐，大家都是一脸的严肃。

　　“咱们和北京台合作直播的事，上面没同意，公司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我们都等着呢。”高雁简单地说明了情况。

　　我看看手表，已是下午5∶00，离7月13日上午8∶00还有38个小时。38小时，够干什么的?如果要重打鼓另开张准备一场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电视直播，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抱着资料沮丧地坐在了沙发上。

　　这时，高雁的手机响了。“好，好。”她沉着脸静静听了5分钟，然后挂上电话，“713直播咱们自己做。新闻中心的演播室给北京台用，咱们得赶紧找个地方。”

　　我再看看表，5∶30，只剩下37个半小时。直播前千头万绪的工作竟然要在短短的一天里完成。

　　困难太大了。

　　一、没有直播场地。

　　二、已经租好的卫星时间给了北京台，重新再租谈何容易。7月13日全球多家电视台都将转播国际奥委会莫斯科大会，卫星线路早就被征订一空。

　　三、按照和北京台合作的计划，摄像、设备由他们负责，现在自己直播，我们要人要机器都没有。

　　其实，以凤凰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这些问题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香港，不一会儿就能解决。只可惜，我们现在不是在自家的地盘上。莫斯科虽然是堂堂的俄罗斯首都，但离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通讯设施，人员办事效率还处于大陆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怎么办呢?

　　我从来都相信，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能创造出奇迹。

　　从7月11日下午6∶00到7月13日上午8∶00间的36个小时里，凤凰创造了奇迹。

　　首先，寻找新的直播场地。

　　“红场，要不然就在莫斯科河的岸边；或者在克里姆林宫的前面，背景最好是圣瓦西里大教堂。”我一口气把我能想到的莫斯科著名的景点和地标性建筑都提了出来。

　　其实，就凭我那点支离破碎的地理知识，我根本搞不清楚红场、克里姆林宫在什么地方。

　　“鲁豫说的有道理，我也建议在莫斯科市内找一个露天的地方，既有现场感，还能给北京代表团造声势呢。”文涛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

　　“国际奥委会有规定，所有申办城市不得在奥委会投票前在莫斯科市内做任何宣传活动。咱们可不能帮倒忙。”高雁边说边起身去拿皮包：“老板刚才有命令，接下来兵分几路，鲁豫、文涛你们在家里看资料，我们导演组现在去找场地和工作人员。”

    接下来的36个小时里发生的一切是后来同事们告诉我的。
　　莫斯科时间7月11日下午6点—8点，老板和院长率队在莫斯科市转了一圈，他们对陪同选景的莫斯科当地的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是：要选择高层建筑，房间要足够宽敞，能容纳200人；要有落地玻璃窗，窗外能看到莫斯科的著名建筑。根据这几项要求，他们选中了俄罗斯大酒店22楼宴会厅“克里姆林宫”。

　　这真是个绝佳的选择。

　　宴会厅足有五、六米高，摆上20个圆桌供200人同时用餐富富有余。最棒的是餐厅的整整一面墙都是落地玻璃窗，而窗外就是红场、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河。

　　还有比这更理想的直播场地吗?

　　地方有了，下一步是工作人员和设备。

　　这相对比较简单，到莫斯科电视台，一口气租下他们转播车一辆，包括车上工作人员、摄像机6台、摇臂一架、调音台一个、麦克风、照明灯若干以及摄像师、音响师、灯光舞美、勤杂工近60人。

　　人有了，问题也随之而来。语言不通，怎么交流?还好，一到莫斯科，凤凰就雇了两个在当地念书的中国留学生做翻译，其中一个男生叫虎子，小伙子人很帅，俄语说得叽里咕噜的，十分流利。虎子成了香饽饽，在将餐厅改造成演播室的30个小时里，不停地有人在喊虎子的名字。

　　“虎子，跟老外说，主播台要贴上凤凰的标志。”

　　“虎子，告诉他们，灯要架得再高一些!”

　　“虎子，你跟餐厅老板说，租金多一分钱也不加。他好像是车臣人吧，这回还不表现积极点，为中俄友好做点贡献!”

　　可是，虎子和另一个做翻译的中国女孩分身乏术，虽然虎子忙得满场飞，可翻译人手还是不够，我的同事王酉年倒是有办法。

　　酉年是摄像出身，大型纪录片《邓小平》就是他的作品。虽然在凤凰已做起了管理工作，可现在直播人手紧，他就负责协调俄罗斯摄像，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镜头要推上去，什么时候要拉成全景。酉年的要求很高。他希望自己的命令一出，摄像能立刻完成他的意图，可是中间经翻译的转达，时机就耽误了。于是酉年拿了一张大大的硬纸板，在上面画出推、拉、摇、移、甩等摄像基本技巧，需要1号机器推上去，他就指指硬纸板上画出的“推”，摄像立刻领会他的要求，唰地就把镜头推成特写。

　　负责联系卫星时间的是Bobby和崖子。

　　Bobby是香港人，注重穿衣打扮。平常，喜欢卷着舌头说儿话音极重的普通话。

　　崖子是我广院的校友，85级的，大名叫崖国贤。崖子是毛南族人，他是毛南族第一个大学生。平常，碰到凤凰以外的人，我们都习惯这样介绍崖子：“崖子是咱们毛南族的小伙子，毛南族目前人口两万，其中正值生育能力的青壮年男子只有两千，所以崖子身上担负着毛南族繁衍生息的重担。崖子是毛南族的骄傲，他的一小步，就是毛南族的一大步。”

　　我们把毛南族的人口不断缩减，只是为了突显崖子的重要性，希望不要引起误会。

　　再说Bobby和崖子一起去找卫星时间，两人威逼利诱，软硬并施，就差出卖色相了，终于东拆一块时间，西抢一块时间，凑够了直播所需的卫星线路。

　　事后，我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地回忆Bobby和崖子的工作，其实，他们的工作难度和压力之大，外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之所以能够体会，是因为当直播结束后，Bobby这么矜持的香港绅士竟然会抱住小宋放声大哭。

　　我知道，他们很难。万一卫星时间租不下来，大家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

　　正所谓祸不单行。

　　卫星时间好不容易敲定，卫星线路却出现了故障，直到7月13日上午7:58，故障仍然没有排除。

　　Bobby事后回忆说，他当时上吊的心都有。

　　凤凰于是立刻制定了新的直播方案，假设线路一直不畅通，8:00-14:00，现场先交到香港演播室，那儿的主持人是小莉和胡一虎，由他们通过其他电视台的直播信号介绍在莫斯科的情况，等卫星服务恢复正常后再将现场交给我和文涛。

　　谢天谢地，到7点59分时，卫星线路奇迹般地通畅了。

       比起幕后工作人员，我和文涛的工作显得很是轻松。
　　我们的任务就是熟悉小山似的一堆资料(除了从香港背到莫斯科的20斤资料，一见面小宋又给我们一人打印了100多页的奥运会奇闻逸事，供我们在直播时用。)，并保持最佳状态。

　　整整36小时，除了下楼去餐厅吃饭，我一直在房间里看资料、做笔记。

　　我们下榻的乌克兰酒店是典型的苏联时期50年代的建筑，外形很像北京展览馆，是不是美，见仁见智，但看起来绝对大气。酒店还算干净，但条件很差。房间里倒是铺着图案华丽的地毯，只可惜年头已久，床前、门口常常被人踩踏的地方已磨去了颜色，并且隐约露出了地毯下暗黄色的地板。酒店没有空调，这对莫斯科人来说很正常，他们担心的是冬天，寒冷而漫长，夏季既使气温再热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咬咬牙就过去了。

　　这可苦了我，我是个既怕冷又怕热的人。偏偏2001年7月中旬的莫斯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温天气，平均温度都在摄氏37°C上下。

　　晚上，我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还是热得一趟趟往洗手间跑，用冷水冰脸。

　　7月12日晚9点，我终于大汗淋漓地看完了所有的资料。想想第二天的直播，我还是不放心，于是给文涛的房间打了个电话。

　　“咱们现在分分工吧。”

　　文涛的声音很干哑，一听就是和我一样，也在屋里闷了一天，“咱们这次事先不做任何规定，明天以最松弛，最自然的状态来主持，完全是生活式的。我说的时候，你听着，我说完了，你接着说，我再来听。这样，我们不会抢话，还能彼此补充，引出新的话题。”

　　“好像也只能这么办。”我用手拍了拍面前的资料，“这么多内容，真要事先分工的话，分到明早也分不完。”

　　“你放心，按我说的方式去做，明天你会发现，咱们的主持艺术将跃上新的高峰。”

　　挂上电话，我又洗了把脸，然后带着对攀登主持艺术新高峰的企盼和满头大汗沉沉地睡了。

　　7月13日清早6点整，我在闹钟叫响的那一刻，就从床上一跃而起。

　　天已大亮。干爽清凉的空气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屋里，这让我觉得十分舒适，连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今天，凤凰在各地的主持人和出镜记者将统一着装：白色西服配淡粉色衬衫。相同的服装我们也给北京台的同事一人准备了一套，并且在胸口处绣上了凤凰和BTV的标志，象征两台强强联手。可惜，这次酝酿筹备了几个月的合作却在最后关头胎死腹中。既然不能联合完成直播，衣服上北京台的台标就得想法遮掉。不知是谁的主意，把印有凤凰图案的不干胶撕下来，贴在我和文涛白西服的胸口处，不大不小，正好盖住BTV的标记。

　　6:30，我准时来到楼下，等着和大部队一起去俄罗斯大酒店的直播现场。

　　来到莫斯科一天多了，我还是第一次站在莫斯科的街头。我这才发现，乌克兰酒店竟然就在莫斯科河边，红场、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大教堂也在不远处。

　　我听虎子介绍过，乌克兰酒店门前的马路是普京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有一次，普京的车队经过时，有一个男人开着辆破破烂烂的伏尔加从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斜插过来，差点撞上普京的座驾。那个男人立刻被保安带走，也不知是不是车臣的恐怖分子。这以后，克里姆林宫方面加强了保安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总统车队的车速，避免再有类似的事发生。

　　我站在酒店门口，打量着门前并不宽敞的水泥路面，想象着普京的车队在这呼啸而过。

　　文涛也晃晃悠悠地出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只有我们俩去俄罗斯酒店，其余同事一直在直播现场根本没回来休息。

　　这时，住在乌克兰酒店的其他中国记者也陆陆续续下来准备坐车去新闻中心。我和文涛见到了中央台的主持人白岩松，彼此友好地打了个招呼。

　　在外界看来，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凤凰和中央台几乎在每一件国内外大事的直播上都要一争高下。对凤凰来说，能和中央台这样的大台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已是一种莫大的肯定，谁输谁赢并不重要。而在两台之间这种良性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电视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很自豪，在中国电视飞速发展的日子里，我是其中的一分子。

       7点整，我和文涛已坐在了主播台上。
　　和每次做马拉松式的直播一样，我的面前摊着资料、做记录用的笔和纸、一面小镜子、一把梳子、一小瓶发胶、唇彩、粉盒和一瓶矿泉水。这是我冲锋时的全部装备。

　　宴会厅里乱哄哄的。

　　高雁、小宋带着虎子正和莫斯科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比比划划交待着什么；酉年一手拿着他的宝贝硬纸板，另一只手像打太极拳似的慢慢向外推开，那个扛着机器专管流动机位的俄罗斯摄像立刻腾出左手做了个OK的手势，表示对他的意图心领神会；院长穿着一件鲜黄色的衬衫站在大厅中央，正亮着大嗓门打电话。

　　“现在信号还是没有，Bobby和崖子他们正想办法呢。”

　　挂上电话，院长迈着大步向我和文涛走来。

　　“鲁豫、文涛啊，今天总的基调就是要娓娓道来，和观众一起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今天这场直播，我们只有36小时的准备时间，技术上也有很多困难。等一下，你们从现场的电视屏幕上看不到我们直播的画面，所以什么时候镜头给到你们，你们该什么时候说话都看我的手势。”

　　到2001年7月13日那天为止，我已经做过无数次直播，可像这样因陋就简的条件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们的转播车停在俄罗斯酒店的停车场上。因为体型巨大，足足占了10个车位。酒店方面无论如何不肯降价，坚持按照停10辆车收费。到晚上结账时一算，40几个小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导播刘璐，带着翻译坐镇转播车，由于楼层太高，转播车上的线路不够长，刘璐和22楼的现场导演小宋的联系只能靠手机来完成。

　　在长达11个小时的直播中，刘璐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工作姿势，两手操作切换台，头向左边倾，夹住放在左肩上的手机。直播结束后的一个星期里，刘璐的脖子一直处于落枕状态。

　　我曾大惑不解地问她：“为什么不用耳机?”

　　“我忘了!”刘璐如梦初醒。

　　另一位现场导演高雁则用宴会厅里的惟一一部电话和香港方面保持联系。

　　俄罗斯人实在精明。酒店的总机得到上级通知，对于从香港和北京打来转22楼宴会厅的电话一律回答“无法接通”，这一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由高雁拨国际长途打回香港。没到过莫斯科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在酒店里打国际长途到底有多贵。等到直播结束，高雁叫来酒店负责人结账的时候，电话收费一栏里的天文数字让她备受刺激，她几乎从22楼一跃而下。

　　正常状态下的直播，主持人都带着耳机，由切换台上的导播直接下命令：“看3号机；还有1分钟出广告；现场信号还没来，接着说别停；鲁豫你左边的头发有点翘，用手整理一下……”7月13日这一天，我和文涛没有耳机，是聋子，现场的电视屏幕也看不到自己的画面，是瞎子，我们只能依靠院长的手势。

　　这么简陋、原始的直播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我，并不担心。这些同事是我朝夕相处的朋友，我们合作多年，配合默契，技术的困难影响不了我们。

　　7∶59，喧闹的宴会厅安静了下来。

　　我用余光看了看身旁的文涛，心情益发的平静。和他合作，我觉得踏实。再看看大厅里的同事们，高雁、小宋都举着电话听筒，右手高高举在头上，准备倒计时；酉年站在摇臂车旁边，那架势，万一俄国佬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掳袖子亲自上阵了；Bobby和崖子不在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正在落实8点钟的卫星线路；院长双手叉腰笑眯眯地站在我和文涛面前，鲜黄的衬衫被明亮的阳光映照得更加夺目。

　　我的心里充满了创造的快乐。

　　这就是我喜欢电视的原因，它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它的创作过程是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体现团队精神，精诚合作的过程。

　　“10、9、8、7、6、5、4、3、2、1——开始”

　　院长大手一挥，我和文涛上场了。

　　“大家好，现在是莫斯科时间7月13日上午8∶00。

　　今天，国际奥委会将召开第112次全体大会，并投票选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酒店，我们的直播间就在酒店22层的克里姆林宴会厅里，大家通过我们身后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红场、莫斯科河、克里姆林宫……”。

　　我和文涛流畅地说着开场白，事先完全没有安排，只是遵循一条原则：他说的时候，我听，我说的时候，他听，互相补充，绝不重复，不抢话，一气呵成。

　　5分钟后，院长举起了右手，我和文涛于是按照事先的约定，将现场交给了香港演播室里的吴小莉和胡一虎。

　　这时，院长带头鼓起掌来，然后整个宴会厅掌声雷动。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知道，我和文涛开了个好头，今天的直播将会顺利进行。

　　中午一过，由凤凰请来的200多名广告客户和热心观众进场了，宴会厅里摆好的十几张圆桌一下子坐得满满当当。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好几瓶香槟，等萨马兰奇一念出北京的名字，香槟就会喷洒得满屋都是。

　　莫斯科时间下午6点钟，萨马兰奇手拿信封，缓缓登上了主席台。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北京!”

　　一片沸腾。我只记得自己双手捂住脸放声大哭，旁边的文涛、李玟、周星驰都抱在了一起又跳又叫。

　　我们终于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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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9·11前传

    真正的直播就该是这样，没有流程表，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画面，主持人和观众一样面对神秘莫测的未来……

　　2001年9月11日，香港仍然闷热得要命。

　　那个星期轮到我主持《凤凰早班车》，可偏偏身体不舒服，每天发低烧，还觉得恶心，症状像极了怀孕初期的妊娠反应。接连几天，我就像悲剧爱情影片中不慎怀孕又惨遭抛弃的女主人公一样，每隔半小时就冲进洗手间撕心裂肺地咳上半天，然后颓然瘫坐在地板上，大口地喘着气，最后再坚强地用手背擦擦嘴，拍成特写的脸上闪现出疲惫但圣洁的母性光芒，最好再有些低回婉转的音乐衬托着画外音：“无论多么艰难，我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可是，我没有怀孕，我只是得了毫无情调的感冒。

　　医生给我开了泰诺和一个名字当中几乎包含了所有26个英文字母、连我也不会发音的药，专治恶心。药的疗效不错，但吃了让人昏昏欲睡。

　　9月11日晚上，在药物的作用下，不到8点钟，我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一阵尖利的声音猛然钻进我的耳朵。我的意识先醒了过来，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可我人还在昏睡。那声音就像锋利的电钻一样一直在我的耳朵里钻着钻着，直到我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卧室里一片漆黑，我几乎是本能地把手伸到枕边，拿起一个小小扁扁的东西——我的手机兼闹钟。

　　“4点钟了，该起床了。”我近乎绝望地想着，人醒了一半。

　　手机还在执著地叫着，铃声在寂静的黑暗中显得绝望而恐怖。

　　“是电话。”我彻底清醒了。

　　我手忙脚乱地找着耳机，心里无名火起。认识我的人没有谁会在我做《早班车》的一个礼拜里，天黑以后还给我打电话。

　　“喂!”电话终于通了，我的声音中满是烦躁和不满。

　　“鲁豫!美国出事了!你赶快到公司来做直播!”是蓓蓓姐，凤凰主持人事物部的同事。她平时讲话慢条斯理的，总是商量的口吻，可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心急火燎。

　　 我知道，有大事发生了。

　　 我一边翻身下床光着脚往客厅走，一边哑着嗓子问：“出什么事了?”

　　“美国被炸了!我也在往公司赶呢!”

　　我挂了电话，连灯也顾不得开，跌跌撞撞就往沙发上扑，结果右脚踢到了被我拿来当茶几用的古老皮箱上。

　　“XXX!”我疼得骂了一句脏话，想伸手揉揉脚，可又顾不上。好奇心和莫名的恐惧已经快让我喘不过气了。

　　我终于摸到了昨晚临睡前被我随手扔在沙发上的遥控器。

　　CNN的画面让我目瞪口呆：一架飞机正平稳地飞行，然后义无反顾地撞上了世贸中心的南楼。而CNN记者的报道更是让人毛骨悚然：五角大楼被撞，另有两架民航客机失踪，其中一架怀疑正开往白宫方向。

　　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视荧光屏在黑暗中显得惨白一片。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害怕。

　　我呆坐了两分钟，然后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开灯，穿衣服，拿包，拿钥匙，穿鞋，随后“咣”的一声撞上防盗门，电视和灯都没关。

　　黄埔花园还是人来人往，看大家的表情，显然还不知道那一刻正在纽约上演的惨烈故事。

　　从家到公司，慢悠悠走路只用10分钟，虽然短，却是我每天惟一的锻炼。可眼下不行，飞都嫌慢。

　　我边伸手叫出租车，边往北京家里打了个电话：“纽约世贸被飞机撞了，我要去做直播!”我开始亢奋。

　　当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化妆间，化妆师珍姐和发型师阿Ray都笑了：“你果然来了。”

　　我以前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你在不该看到我的时间在公司看到我，一定不是好事。这说明不知道什么地方又有天灾人祸发生了。”今天，我的话不幸应验了。

　　但我没工夫开玩笑，我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作状态：板着脸、皱着眉，猛一看以为在和谁生气。当我精力高度集中的时候，就是这副德行。

　　同事们早就习惯了我工作起来六亲不认的样子。珍姐开始麻利地往我脸上搽粉底，潮湿冰凉的海绵一接触到我的皮肤，我的心里陡然掠过一阵近乎幸福的感觉：我知道，此时此刻公司的走廊上、直播间里，一定到处弥漫着一种略带夸张的紧张气氛，就像好莱坞电影中表现的电视台一样：每个人都脚步匆匆，套句英语的说法，紧张的空气浓厚得都可以用刀来切了。(The tension is so thick that you can cut it with a knife.)我喜欢这样的氛围。

　　珍姐安静、飞快地化着妆，阿Ray手头没有工作，他不声不响地打开电视，问都不用问我就调到了CNN。我正闭着眼竖着耳朵听CNN的报道，化妆间的门砰地一下被推开了。

　　“鲁豫，这是网上的最新资料。”我的眼睛还没来得及睁开，面前铺满眼影、唇彩、睫毛膏的化妆台上已经被重重地搁了一大堆A4打印纸，足有一尺高。

　　“最新情况是什么?”我瞄了一眼那小山似的资料，心里清楚上直播台前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完。

　　“死亡人数还不知道，但美国媒体报道，平常工作日，大约有4、5万人在世贸中心里；另外，现在还有一架飞机被劫持，有消息说，飞机正往白宫方向飞。不过，所有消息都没有被官方证实。”香港导播用广东话飞快地说着。平常交流，他们都和我说“国语”，一有大事发生，还是广东话最方便。好在我的粤语听力到关键时刻总是特别好。

　　导播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阵发紧，“是什么性质的事件，是恐怖袭击吗?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吗?”

　　“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随手抓起最上面几十张纸，飞快地翻了一下。纸上的内容大同小异，无外乎是各方的猜测和对过去30分钟在纽约、华盛顿发生的可怕事件最简单的描述。

　　妆化好了。珍姐默默地闪到一边，阿Ray又拿着吹风机走上来。

　　我从阿Ray手里夺过梳子，胡乱在头上梳了几下：“不吹了，我来不及了。”

　　我得上战场了!

　　“可你的头发……”阿Ray不能容忍我顶着一头略显蓬乱的头发出现在屏幕上。

　　可我管不了那么许多。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正在发生，我必须尽快坐在主播台上。

　　“放心，大楼都被撞了，谁还会在意我的头发。”我一边安慰阿Ray，一边捧起厚厚一摞资料冲出了化妆间。

　　“鲁豫来了!”我一走进直播间，所有人都忙里偷闲地冲我点点头，打个招呼，眼神中的期待和信任让我感动。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幸福的感觉再次弥漫我的全身。如果你不是电视人你无法理解我的感受。

　　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演播室此刻已变成了作战指挥中心，几乎整个公司的人都在。

　　同事Jenny不声不响递过来一杯水，她知道，我在直播的时候要不停地喝水。

　　我冲Jenny笑笑算是感谢。

　　“还有5分钟!”导播从控制室冲出来提醒我。

　　我睁大眼睛，深吸一口气，心里是冲锋前的紧张和兴奋。

　　我做过无数次直播，每一次我事先都会把功课做得扎扎实实。戴安娜王妃葬礼、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克林顿弹劾案……把我翻阅过的所有资料摞在一起，该有一人多高了吧。今天却是例外，我几乎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坐上了主播台。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紧张。真正的直播就该是这样，没有流程表、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画面、主持人和观众一样面对神秘莫测的未来……电视的魅力就在于此。

　　我一股脑把资料都摊在主播台上。戴耳机的时候，眼睛还死死盯着墙上的电视屏幕：CNN、FOX、BBC、所有的频道都出现了一个面容肃穆的主播和一遍遍反复播放的飞机撞大楼的画面。

　　“鲁豫，还有10秒!5、4、3、2、1!”

　　10:00整，我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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