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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风雨人生

    毛阿敏

　　《鲁豫有约》的第一位嘉宾是毛阿敏。

    开节目策划会的时候，樊庆元和阿忆建议应该围绕毛阿敏备受关注的几件事：税案风波、情变和出走香港来反映她光彩夺目又充满坎坷的演艺生涯。

　　而我，忽然害怕，想要临阵脱逃。

　　按照惯常的访谈模式，我应该充满期待地问阿敏：“最近又出新歌了吗?刚拍完的MTV，你的造型好像又有改变，能不能给观众介绍一下。”

　　这样的谈话一定不精彩，但至少宾主能言谈甚欢。可是，我却要一路追着去寻问她曾经的伤痛。这让我很苦恼并且不情愿：“如果我都承受不了真实，嘉宾能承受吗?观众能承受吗?”

　　采访前两天，我一直心事重重，但还是按自己的方式了解了关于毛阿敏的一切。

　　我的工作方法是：

    1、阅读大量有关被访者的资料，沉浸在他(她)的世界里。

　　2、和工作人员商量访问重点。

　　3、事先绝不和嘉宾见面、通话，保持彼此的新鲜感。

　　4、不准备提纲，但开场白一定要想好，它将决定谈话的基调和气氛。

　　我和毛阿敏的对话地点是在北京学院路上的一家酒吧，时间是2001年的12月。

　　那天，我早早到了，然后一直捧着杯热茶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着这场访问该如何开始。这时，酒吧外站着3个冻得哆里哆嗦的女中学生，她们是毛阿敏的歌迷。樊庆元怜香惜玉，几次出去请她们进来暖和暖和，女孩们就是不肯。

　　一小时后，毛阿敏到了。她很瘦，穿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下摆翘翘的，很别致。脖子上围着一条“上海滩”的桃红色长围巾，牛仔裤，山羊皮的皮靴，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

　　“你好。”她进门后冲我笑笑，眼神显得害羞而无助。

　　我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对话。困难之处在于，我有心理障碍。

　　“真诚是一把刀子，扎哪哪出血。”不记得这是谁说过的，但我一直相信这句话。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勇于表现真实的自我是最好的方法。

　　于是，我对毛阿敏说：“直到现在，我还是挺担心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谈那些往事。”

　　“我知道，你会问得比较坦率。没关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没想到毛阿敏眼睛都没眨一下。

　　她这一句话，立刻冲破了我内心所有的障碍。

　　谢谢阿敏。她的美丽、温婉和坦诚让《鲁豫有约》有个近乎完美的开始。

　　庄则栋

　　终于，我鼓足勇气委婉地提到了那个传言，短短的两句话一出口，庄则栋乐呵呵倒没什么，我已是满头大汗。

　　两年前，我买了本庄则栋自传，题目很直白《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书中的文字挺流畅，但现实和回忆夹杂在一起的叙事手法读来有些生硬。倒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和作者年龄不相符的孩子气的骄傲和得意，很是可爱。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采访庄则栋之前，樊庆元一再警告我：“要中立，要客观。”

　　庄则栋是个有魅力的人。我们的编导姜笑静先去见了他一面，回来后，话里话外那份景仰之情，挡也挡不住。

　　我嘴上对樊庆元逞强：“我一个工作这么多年的老同志，怎么会把握不住自己呢。”可心里也在打鼓。他曾经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即便现在，仍多少有些敏感。我该如何面对他才能既善意又不失立场，这很难。

　　庄则栋的家在京沈路边一片别墅区里，小区里不少房子都空着，外表破旧不堪。只有他的小楼，光洁如新。

　　我下车，胸前别上麦克风，让摄像跟在我身后，记录我和庄则栋初次见面的情景。

　　“您好!”我隔着铁门冲庄则栋打着招呼。

　　他的样子并不是特别热情。“她，前几天我见过，”他先指指姜笑静，又指指我：“她，我不认识。”

　　他的坦率让我吃惊，但并不介意。在我的想象中，他就该这样。

　　摄像开始忙着搬椅子、布光，我只能找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和庄则栋闲聊。

　　“您看上去真年轻，完全不像60多岁的人。”

　　“小鲁豫，你试试我的小腿，像铁疙瘩一样硬。”才两分钟而已，他已经叫我小鲁豫了。

　　我不好意思地伸手捏了捏他的小腿，忍不住叫了起来：“您真厉害，真是和铁疙瘩似的。你们来摸摸!”攀庆元他们正忙着找角度、打灯光，可架不住我的大呼小叫，只好放下手里的活，一个个礼貌地摸了摸庄则栋的小腿，然后纷纷表示：“您让我们都羞愧难当!”

　　庄则栋开心地笑了，房间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亲近起来。可是，艰难的谈话还在后面呢。他在文革的经历、他和鲍蕙荞破裂的婚姻，哪一样不是在揭开过去的伤疤呢?好在所有的事情已沉淀了许久，当年不好讲不能讲的话，如今总可以说了吧。

　　越是艰难的对话，我越是用温和的话题开场。我首先提到了庄则栋的“三连冠”。

　　谈起辉煌的战绩，庄则栋无比自豪：“乒乓球国家队内部三连冠，全国三连冠和世界锦标赛三连冠，不是吹的，二十世纪中国乒坛只有我一个。”

　　1971年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上，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科恩的偶然交往，竟成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发端。一次比赛之后，科恩错上了中国代表团的车。在全车人的沉默和尴尬中，庄则栋向他伸出了双手。第二天，日本的各大报纸都在头版登出两人的合影，并配以醒目的标题：“中美接近”。

　　乒乓外交给庄则栋的人生带来巨大的荣耀和坎坷，用他的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对自己政治生涯的评价，他很坦率：“我站错了队。”

　　我发现，我开始喜欢庄则栋了。

　　也许是因为我没有体验过文革的残酷吧，我无法对眼前这位和我父亲同龄的长辈心生怨恨。他文革中犯过错，并为此受到了惩罚。可他更是一个为中国人取得了无数荣誉的世界冠军。

　　节目策划会上，阿忆和樊庆元一再坚持，我一定要问有关庄则栋和江青的传闻。我立刻拒绝：“这问题很无聊。”

　　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是担心我根本问不出这么尖锐的问题。

　　阿忆很执著：“我们就是要澄清这段历史。”他的理由说服了我。

　　可话到嘴边，我才发现，这远比我想象的难一万倍。

　　终于，我鼓足勇气委婉地提到了那个传言，短短的两句话一出口，庄则栋乐呵呵地倒没什么，我已是满头大汗。

　　“这传闻我也听说过，怎么可能呢?人家那么大的领导，每次接见谁，身边秘书、服务人员一大堆，那些闲话都是没影的事。”庄则栋的神情没有一丝不快。我可是紧张得快虚脱了。

　　不过，在后期节目的编辑过程中，我们还是决定不采用这段精彩、真诚的对话。那时，《鲁豫有约》刚刚播出两集，观众对于有争议的人和事到底能接受多少，我没有把握。我不敢走得太远。

　　可我从心底感激庄则栋，他能那么大度、坦率地面对一个晚辈锲而不舍的追问。

　　对毛阿敏的采访打破了我内心的障碍，对庄则栋的采访真正树立起了我的自信。做《鲁豫有约》我开始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璩美凤

　　璩美凤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经历创痛之后，短短的时间可以生活得如此高调，秘诀是什么?

　　决定采访璩美凤后，我的同事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担忧，担忧的性质基本按地域划分。
 
　　大陆来的，生长在红旗下，正直惯了，眼里不揉沙子，毫不掩饰愤怒和鄙夷：“你采访她干吗?”

　　香港同事在光怪陆离的商业社会中呆得时间长了，对任何事都见怪不怪：“璩美凤啊，好啊，新闻人物呀。”

　　台湾同事的反应比较复杂。虽然璩美凤极具争议，可怎么说她都是宝岛同乡，所以他们只是一再强调：“你要当心。”

　　我其实非常犹豫。

　　璩美凤是个可怜的女人，闺房中最隐私的生活被无数人看过、评论过甚至嘲骂过。可光碟事件后她的所作所为又让人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出书大爆自己和8位男士的情感纠葛呢?她的解释是：我要生活。

　　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采访璩美凤。

　　我跑去大众书局买了本《璩美凤忏情录》，准备好好研究她。不时有朋友打来电话，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问我：“我那有光碟，要不要看?”

　　我拒绝了。

　　第二天开始是香港复活节的长周末，我和老公、高雁、郭志成一块去了三亚。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在泳装、防晒油的上面塞进了《璩美凤忏情录》。

　　在天域酒店美丽的沙滩上，我躺在大大的太阳伞下，逼着自己看完了这本书。

　　在三亚呆了3天，我晒得通红地回到了香港。眼里还晃着碧海蓝天的景色，心里却塞满了书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采访地点就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一间会客室里，整整一面墙的落地玻璃窗，窗外就是维多利亚港湾。因为每天都看，我并不觉得特别。倒是璩美凤，一进来就不住地赞叹：“好漂亮喔!能看到大海耶!好幸福喔!”

　　璩美凤是个典型的台湾女孩，说起话来娇娇柔柔的。她穿着很普通的夹克衫，短发上别着枚卡子，有些乡土气，却反而显出了她的可爱。

　　“哎呀，你的头发剪得真好。”赞扬完海景，璩美凤又赞扬起我的发型。

　　“谢谢。如果你去北京，我把我的发型师介绍给你。”

　　4月份的香港已经很热了，屋里又有两盏高瓦数的灯烤着，璩美凤的额头微微地渗出汗来。

　　“你好吗?”这是我的开场白，也是我真心想知道的。

　　“还好吧，每天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璩美凤的脸上现出了无助与无奈。

　　那一阵，有关璩美凤的报道铺天盖地，我不希望自己的节目充满那些令人难堪的细节，那是纯私人的生活。我只想知道，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在经历了这样的创痛之后，短短的时间就可以生活得如此高调，她的秘诀是什么?

　　“美凤，有一点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没看过那些光碟。否则，我不可能这样直视你的眼睛。”我迎着她的目光说。

　　“我能了解，你是比较有爱心和包容的。”她的声音越发的轻柔。

　　“你怎么能表现得这么平静?”

　　“你要我哭给你看吗?”璩美凤无辜地看着我，但语气里满是挑战。

　　“哭与不哭并不代表什么，真实的流露才最重要。”为了配合她，我也放慢了讲话的节奏。

　　璩美凤对于所有的话题都用很感性很抽象的语言来回答，我不知道这是她一贯的表达方式，还是在偷拍事件以后，她的自我保护方法。

　　我最困惑的一点是她为什么不选择更能保护自己的方式复出社会，出一本忏情录、穿着性感地到新加坡去登台演唱，只能给她增加新闻而不能给她清静、平和的生活。

　　璩美凤不这么看：“反正不管我做什么，大家都觉得璩美凤有问题。如果我永远去想别人的看法，我就为别人而活了。如果我要去想这一点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来这边在镜头之下谈话了。担忧的事情太多，这个大千世界，你何时担忧得完呢?”

　　这也许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对于爱情，她说：“我不会抱幻想，有幻想也不会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我要学会一个人过日子。”

　　在采访璩美凤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比如，她可能会流泪、会发火，但是，她一直表现得非常平静。而在平静的背后，我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戒备和一丝敌意。

　　采访结束前，她好像终于放下了防备，说了一段令我感动的话：“我不希望自己倒下，为我自己，为我的家人。如果我倒下，他们一定会很痛的，我怎么忍心让他们看到我很伤感、很痛苦呢。我会尽我的能力让我自己过得更好。”

　　告别的时候，我们握了握手，她的手很柔软。

　　杨钰莹

　　杨钰莹很勇敢，她主动提到了赖文峰的名字和他们共同生活的3年经历。她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得知杨钰莹答应上《鲁豫有约》，我既高兴又有些吃惊。

　　自从远华案曝光以来，有关“三年婚姻合同”和红色保时捷跑车的说法不断地见诸报端。虽然没有一篇文章指名道姓，但“歌坛玉女”一类的词汇却让老百姓早就猜到了谜底。在众说纷纭之中，杨钰莹选择了复出歌坛。于是人们更加相信了坊间的传言：靠山已倒，所以不得不自力更生，再战江湖。

　　平心而论，重新亮相在歌迷面前，杨钰莹的表现不过不失。也许没能带来惊喜，但也决不令人失望。而观众和传媒则表现出了有保留的宽容，一方面，她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因为不利新闻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人们的态度又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息：“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同以往了。”

　　自始至终，杨钰莹一直保持着沉默。

　　对于沉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这是默认，有人却感叹，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依然能够春风满面地在舞台上唱着情歌，这女孩子真不容易。

　　可是，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鼓足勇气把积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是一种解脱。

　　我想，这也是杨钰莹决定接受《鲁豫有约》访问的原因。

　　我知道，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

　　我的同事樊庆元和吴穷第一次同杨钰莹联系是在2002年5月初，杨钰莹很爽快地答应了。只是我们俩的档期老合不上，专访就拖到了7月中旬。

　　策划会上，大家意见一致，那些敏感的问题如果刻意避开，节目不如不做。但是，我有我的担心，如果她不想说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怎么办?

　　樊庆元说：“有这种可能，但我觉得可能性极低。我想，她是有话要说。”

　　我同意樊庆元的看法，可心里还是有些不安：“我该保持什么样的立场呢?”

　　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立场都会激怒一部分观众。表现出同情，有人会说这是没有正义感；表现出批评者的姿态，观众更不会接受。而百分之百的中立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策划会的结论是，让杨钰莹着重就成长历程、成名前后、情感经历和复出心态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不回避关键问题，但也不会直奔“隐私”。如果，访谈只围绕跑车、婚姻合同一类的话，节目就显得太功利、太八卦了。

　　采访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进行的。北京的酒吧白天客人不多，安安静静的适合拍摄。

　　平时拍《鲁豫有约》，现场除我之外，只有制片人、导演、两个摄像和一位负责宣传的同事共6个人。但采访杨钰莹这天，酒吧里显得格外热闹，樊庆元悄悄告诉我：“今天剧组人数破了纪录，一共来了13个人。”

　　当杨钰莹的车子开到酒吧门口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车上。杨钰莹乘坐的是一辆深绿色的奔驰，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红色跑车。和出道时相比，杨钰莹的外形没什么变化，举手投足还像个小女孩一样。也许是头天晚上通宵拍摄MTV的原因，她看起来略显疲惫。

　　“我才知道你原来叫杨岗丽，我一直以为杨钰莹就是你的本名呢，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很适合你。不过，杨岗丽也很好听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对我来说，每次采访的开场白至关重要。

　　“你不觉得杨岗丽是个带点男孩子气的名字吗?我的很多歌迷都叫我岗岗，这是我的小名。一听到岗岗，我就觉得这太不寻常了。因为只有我的亲人、我最好的朋友才这么叫我。这个名字就是藏在内心深处的我。”

　　我们的谈话很顺利，但两个人之间似乎还隔着一层薄纱，我知道，那个问题不谈，这层纱就捅不破。于是，我相当委婉地问她：“当初你淡出歌坛是否和一段感情有关?”

　　杨钰莹很勇敢，她主动提到了赖文峰的名字和他们共同生活的3年经历。她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杨钰莹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正在香港，没感受到它在内地观众中引起的巨大反响。一周后，我回到北京，才发现几乎所有网站、报纸都转载或报道了访谈的内容。观众的反应大致有两种，有人认为“你给了这个孩子一个说话的机会”，也有人发来E-mail大声疾呼“不许利用《鲁豫有约》。”

　　观众的热烈回应让我想了很多。

　　这就是我做《鲁豫有约》的初衷吧：我们静静地聆听一段人生故事，然后思考、讨论。结论迫不及待寻找，似乎并不重要。

    蒯大富

    我无法把眼前这个温和的人和蒯大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革命、造反、激情联系在一起。

　　麦当娜拍过一部不知所云的电影“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迫不及待找苏珊)，除了片名，一无是处，Desperately其实我更想翻成气急败坏，像极了我寻找蒯大富的心情，所以拿来一用。

　　2001年11月，我着手筹备新节目《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挖空心思寻找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又几乎被时间淡忘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我们都想到了蒯大富，那个叱咤风云的清华学生，文革结束后，一直了无踪影。

　　Will Smith未成名时，拍过“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六度空间)，影片中的一段话让我颇受震动：“你想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中间环节不会超过6个人。”

　　看这部电影时，克林顿正因为莱温斯基事件而焦头烂额，我很想采访他。记得我当时坐在沙发上算了算，如果要找克林顿，从外交部或大使馆入手，中间顶多也就6个人，那样一想让我兴奋不已。

　　我知道我能找到蒯大富，果然，同事阿忆表示和蒯相识，可以代为联络。我大喜，再一次印证六度空间理论。

　　一天，阿忆神秘兮兮地问我，是否曾在深圳出席过一个网络公司的开幕典礼。我想了又想，隐约有记忆。阿忆才说，蒯的太太就在那间公司，蒯本人当时也在现场，还充当摄影师为我和他太太拍了不少照片。我一听，少不了一阵感慨，又再逼阿忆，要蒯答应上节目。

　　11月15日，凤凰在深圳举办演示会，演示会现场，我已打扮完毕，穿着曳地长裙正走向后台。阿忆拦住我，说刚和蒯通过电话，蒯要在深圳和我见一面。由于我当晚必须赶回香港，于是再逼阿忆打电话，让蒯过来。阿忆拨通电话，一边和他寒暄，一边抽空对我说：“他不过来，你和他说吧!”我接过电话，自报了家门，再请蒯来参加演示会，蒯答应了。

　　一小时后，蒯到了。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微胖，戴大框眼镜，脸上有着谦和的笑容。我无法把眼前这个温和的人和蒯大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革命、造反、激情联系在一起。蒯带来几本旧相册，里面有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照片上的蒯瘦削、意气风发，我觉得自己是在翻看当年的人民画报。

　　演示会要开始了，周围乱哄哄的。我对蒯说：“上我的节目吧!”

　　他犹豫着：“我现在开着一家公司，每年交不少的税，我很怕受到关注。”

　　时间紧迫，我和蒯相约再通电话详谈。

　　几天后，我在北京，蒯打来长途，语气诚恳，但态度坚定：“再等等吧!”

　　我是个执著的人，面对蒯，我却无法执著。那次通话，时间挺长，最后我说：“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告诉我!”

　　2002年1月5日，我在北京华彬大厦参加中央电视台《旋转舞台》新年音乐会的录制工作。晚会现场，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鲁豫，我一定要和你打个招呼，我就是你一直在找的张玉凤。”

　　张玉凤已年过半百，但气质高贵，美丽依旧。我看人就信直觉，匆匆一面已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她。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她语调温柔，让人如沐春风。

　　“玉凤大姐，我的节目随时等着你。”我握着她的手，由衷地说。

　　寻找蒯大富和张玉凤的过程，我是迫不及待的。而等待他们，我却是耐心的。我知道，等待也许是漫长的。

　　观众来信措辞激烈：“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不停地追问人家?”我因此而踟蹰。

　　《南方周末》的向阳曾经问我：“你在采访中会像美国的麦克·华莱士那样咄咄逼人地提问吗?”

　　我当时拼命摇头：“不可以，在中国绝对不可以。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西方人比较直接，对于太尖锐的问题，中国观众会觉得不舒服，认为太不留情面了。所以我做《鲁豫有约》，一方面要保持个性，一方面又不能走得太远，要顾及观众的情绪。有些尖锐的问题该问还是要问，但我会说得比较婉转。”这是我做《鲁豫有约》以来最深切的感受。

　　向阳对我的访问是在2002年5月，那一阵我正在家闭门思过，平生第一次对做电视有些意兴阑珊，甚至萌生了退休的念头。

　　那时《鲁豫有约》播出才5个月，却已在观众和传媒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每一期节目的文字都有不少报纸和网站全文转载，观众在网上讨论他们感兴趣的嘉宾，至于我采访过的有争议的人物，各方的评论和报道更是铺天盖地。有这么多的关注着实令我兴奋，也令我惶恐。我有些不知所措。

　　作为一个追问者(这是向阳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为我起的名字，我很喜欢)，我的任务是让被访者讲出他从未对人提起的一段生活，一个故事。有时，我会好奇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我会善意地接受一个也许并不真实的回答(观众讨厌虚假，可有时真实并不美丽，他们未必能接受。至于被访者，如果不愿回答某个问题，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我完全理解。)而当嘉宾在关键问题上闪烁其词，或者用反问来代替回答的时候，我也会执著地重复我的问题，直到对方的语言或者表情，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我就是想把一场谈话的真实状态呈现出来：有时我的声音大，语言机智，有时被访者的回答要远比我智慧。在长达几个小时的访谈中，我是追问者，更是聆听者，而我的嘉宾们在一种尊重、平等、友善的气氛中将积压多年的心声一吐为快。我很满意我和同事们的作品《鲁豫有约》。

　　但观众们的反应却很复杂。他们喜欢看《鲁豫有约》，喜欢节目的真实和人性，只是对我在个别访谈中的采访风格不能接受。有的来信言辞激烈：“鲁豫，我一直最喜欢你，可今后，我再也不看你的节目了!”

　　“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不停地追问人家?”……

　　这些反对的声音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本来就是个认真的人，这下更是不断地自我反省：“《鲁豫有约》是个好节目，但我们的创意和风格是不是稍微超前了点儿?也许我的观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真实的谈话节目吧?而一个节目再好，如果观众不喜欢，又有什么用呢?《鲁豫有约》还要不要再做下去呢?”

　　将近一个月，这些问题每天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我甚至想到了放弃电视。理由有两个：一、主持人被视作公众人物，被人议论是很正常的，可惜我不习惯，那只有另谋高就。

　　二、我自以为了解观众，知道他们的需求，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对我打击很大，连观众的心态都吃不准，还做什么电视?

　　前思后想，只有一个出路：不干了。

　　我的家人不理解我为什么痛苦：“你的节目才播出几期就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有些批评的声音很正常，这点心理承受力你还没有吗?”

　　我在采访中开始有杂念：“我的微笑应该再明显点吧，否则观众会说我挺厉害的；这个问题，最好别问，要不然别人会说我不善良……”2002年4、5月份的几次采访，我完全没有了以往《鲁豫有约》的锋芒。

　　刘春和樊庆元(刘春是监制、樊是制片人)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敲警钟：“你有点矫枉过正!好多该问的问题都没问。”

　　他们说的我都清楚，可我心理障碍太大。

　　5月初采访王军霞，她和她的老公战宇特意从沈阳飞来北京。王军霞是一个特别爽直、单纯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着掖着的。”可我却是畏首畏尾。她和马俊仁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只字不提，倒是王军霞坦坦荡荡地说起了马指导。我完全可以接着她的话问下去，让王军霞聊聊她们师徒之间的故事。可那时候，我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马家军’的事别说了，马俊仁和王军霞都是为国争光的人，说谁说多了都不合适。观众会不答应的!”我和王军霞聊了一个半小时，谈话过程中我用余光瞟了瞟现场工作人员，大家都显得心不在焉。我知道，这是一场失败的访问。

　　樊庆元眼里不揉沙子：“今天说的太不好听了，”

　　我自知理亏，可还是嘴硬：“也只能说成这样。”

　　樊庆元是个比我还较劲的人：“我们去沈阳，再采访一次王军霞。”他这招真狠，彻底把我制住了。

　　5月7日，国航一架航班在韩国斧山失事，机上122人罹难。我是5月8日一大早从凤凰资讯台得知这个消息的，赶紧打电话通知樊庆元，大家少不了唏嘘感叹一番。可两个小时后，还是按原计划从北京坐国航飞机飞往沈阳。我有些内疚，如果不是我表现失常，一大帮人也不用起个大早再飞趟沈阳吧!

　　王军霞的家离沈阳桃仙机场很近，我们的第二次对话就在她的客厅里进行。也许是家的气氛让王军霞更放松，也许是我的内疚让我打消了不少顾虑，我总算完成了任务。

　　现在的我，偶尔在采访前还是会有顾虑，但我越来越了解我的观众，我知道，他们希望我锲而不舍地提问，温柔敦厚地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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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与观众间的趣事

    不和观众水乳相融，还做什么电视?

　　1

　　某次活动，我和余秋雨老师坐在一起。

　　不时有观众和读者过来要求签名或者合影，我和秋雨老师这个坐下那个又站起来，着实忙碌。

　　几乎每个观众打量我一番后都会动情地说：“鲁豫，你本人比电视上漂亮!”

　　我总是开心地回答：“谢谢。”

　　而秋雨老师不说话，只是埋头签字。直到面前摊着的一堆书和本子签得差不多了，他这才转过身，研究性地看看我，认真地说：“鲁豫，以后别人再说你本人比电视上好看，你千万别谢他们。”

　　“为什么?”

　　“你想想，本人比电视上漂亮，那就是说，你在电视上不漂亮喽。这是夸你吗?”秋雨老师一脸严肃。

　　我有点糊涂了，这的确不像是在夸我。

　　“可是，别人应该怎么说才对呢?说你生活中不如电视上耐看?”秋雨老师也皱起了眉头，“这好像更说不过去了吧。”

　　我彻底被他搞晕了。

　　“应该这么说。”秋雨老师突然面露孩子气的坏笑，“鲁豫，你在电视上很漂亮，没想到生活中更漂亮!”我刚喝到嘴里的一口水几乎喷了出来。

　　2

　　我曾收到一封观众来信，洋洋洒洒两大张纸，满是对我的溢美之词。我正看得志得意满、虚荣心膨胀，这时我注意到信的最后一行，用粗粗的黑色签字笔醒目地写到：

　　“鲁豫，我太崇拜你了，请你无论如何帮我弄到一张刘德华的签名照片。”

　　3

　　2000年，内地某机场，我急匆匆地来赶早班飞机。

　　因为起得太早，眼睛肿肿的，只能戴着眼镜。办好登机手续，我晃晃地往洗手间走去。这时发现身旁老有一个中年男子跟着，我用余光扫了扫他，觉得他是要跟我搭话。上洗手间的路上被观众拦住要求签名或者合影实在有些尴尬。我于是低着头，假装想着心事，加快脚步往洗手间里闯。正要推门，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男士，一脸愕然，差点和我撞个满怀。我这才看清门上的标志，原来这是个男厕所。

　　我讪讪地转过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这时，刚才那位中年男子疾步走到我面前：

　　“鲁豫小姐，你走那么快干什么?我这紧赶慢赶地就是想告诉你，这是男用卫生间，女士的，在大厅那一边，可你就是不理我。”

　　4

　　文涛来凤凰之前，是广东电台颇有名气的主持人。文涛的口才我早已领教，倒是电视图像让我一直忽略了他的声音，音色明亮、饱满，但并不是浑厚圆润得高不可攀。大概就是凭借着他富有磁性的声音，文涛在广州时就有了一堆追星族，常常有不少女听众寄来表示爱慕的信件。文涛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封，信的内容言简意赅：

　　文涛：我要到广州和你合体。

　　文涛为此心猿意马了好几天。

　　5

　　1997年我在昆明举行观众见面会。会场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排起了长队要我在宣传照片上签名。那天签字签得手都软了，但观众的热情和礼貌实在令我感动。每签一张照片，我都会和观众握握手，并且由衷地说声：“谢谢。”

　　观众也很客气，都笑笑地回一句：“谢谢你。”

　　人群中大部分是年轻人，所以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站在我的面前，我吃了一惊，然后格外认真地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双手递给老人，毕恭毕敬地说：“谢谢您。”

　　大爷看了看我，慢悠悠地说了句：“不客气。”

　　6

　　我在北京的化妆师跟我说过一件有趣的事。

　　台湾歌手周华健在成都开演唱会，听众反响强烈。于是，主办方特意举办了一场周华健签名会，果然吸引了众多歌迷。可让周华健大惑不解的是，几乎所有的歌迷在请他签名之前，都要激动地说：

　　“周华健，我是李宗盛的歌迷。”

　　周华健不高兴了，找来主办方的人质问：“为什么你们安排李宗盛的歌迷来参加我的见面会?”

　　工作人员赶忙解释：“他们讲话有口音，他们说的是，周华健，我是你忠实的歌迷。”

　　7

　　我很少上网，只是偶尔出于好奇才看看网络上对某一事件的评论。尽管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每次看过之后还是会生一肚子闷气，因为网络上有太多的谩骂。朋友劝我，对网上的一切大可不必认真，可我做不到。朋友于是又劝我，既然生气，那就别看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倒是个好主意。

　　911直播结束后，我仔细反思了自己的表现，觉得比较满意。周围的反馈也很好，认为我及时、冷静地报道了这一突发事件，既客观又有人情味。那一阵，我也颇为亢奋。911直播是电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直播，没有流程，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主持人和观众一起关注事件的发展，一点点接近真相。这样的直播，是空前的。

　　可网上似乎是另一番景象。

　　凤凰网的同事知道我从不进聊天室，特意搜集了网友们的意见，打印了厚厚的几十页纸，交到了我的手上。

　　我飞快地翻了一遍，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

　　有网友措辞激烈地抨击我：“竟然表现出了对911死难者的同情，美国炸我们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你难道忘了?”

　　我一生从未遭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和侮辱!同情在恐怖袭击中罹难的无辜百姓就是背叛中国人民?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忍着眼泪，把几十页纸上的近百封电子邮件又看了一遍。一位家住深圳的观众，在信中对我表达了恨铁不成钢的恼怒，并在信尾大义凛然地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当时我正坐在家里生闷气，一看见这个号码，脑子一热，就抄起了电话。

　　但是，电话没人接。

　　整整一个下午，我就坐在沙发上，一遍遍地拨那几个号码。

　　终于，电话通了。

　　“喂，你是×××吗?”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可是没征得他的同意，所以隐去了他的姓名。“你好，我是陈鲁豫。”这时我的火气已消了大半，人也平静下来了。

　　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可是吃惊不小：“我真没想到，你会给我回电话。”

　　“我请你收回信里的那些话。你凭什么说我同情911死难者就是不爱国?”

　　“对不起，我其实已经记不清当时给你写了些什么。语言有过激的地方请你原谅。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看你主持的节目。我真是觉得意外，你会打电话给我。我给中央台黄健翔发过3封E-mail，他一直没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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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咖啡情缘

    我在心里偷着乐，老公先掉入我的情网，现在又掉入咖啡的情网不能自拔。两张天网罩着他，任他插翅也难飞。

　　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唱卡拉OK，是个挺乏味的女人。惟一的嗜好是咖啡。

　　小学4年级，爸爸的同事李叔叔送给我一罐从坦桑尼亚带回来的正宗非洲咖啡，我如获至宝。小孩子哪懂咖啡，纯粹是看个稀罕。那时市场上见不到包装精美的产品，我于是对那个亮晶晶的金属罐爱不释手。又正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羡慕的年龄，觉得铁罐上一行行的外文显得那么洋气。翻过来倒过去地看了很久，才想到重要的是罐里的咖啡。用长长的钢制勺把撬开罐口，里面是一层密封的锡纸，撕开锡纸，一股浓郁的又苦又香的气味扑面而来。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咖啡。

　　正好第二天中古友谊小学组织春游，那一回，我们要去的是香山。爸爸看我捧着个咖啡罐闻了又闻，突然有了灵感。他冲了一小锅咖啡，加了大量的糖，没放奶，晾凉了以后灌进了我的绿色军用水壶。我站在旁边馋得要命，可爸爸很坚持：“小孩子晚上喝了咖啡睡不着觉，明天爬上香山再喝。”

　　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想的不是春游，而是咖啡。

　　第二天，我背着一壶咖啡爬山去了。爬到山顶，已是中午。春天的太阳已有些热力，我又刚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鬼见愁，小脸涨得红扑扑的，额角满是细细密密的汗珠。那一刻，我反而没有想到咖啡，只是本能地捧住水壶，咕咚咕咚地喝了个痛快。小孩子忘性真大，我光顾着和同学换面包、香肠、茶叶蛋，咖啡的事想都没想。

　　只是我当时不知道，10岁那年，在香山山顶，我就落入了咖啡的情网，一生不能自拔。

　　不久以后，各种品牌的速溶咖啡相继出现了。电视上每天播着广告：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于是，咖啡不仅仅是咖啡了，它代表着一种温馨、富裕的生活，让人神往。

　　香山之行以后，我再没喝过咖啡。想必是爸爸听说了咖啡因对小孩不好，况且，小小年纪，真要每天端杯咖啡，那样子也挺奇怪的。小孩嘛，就该去喝可乐、果汁，微苦的滋味今后有的是时间品尝，何必着急?

　　和咖啡再续情缘已是大学毕业以后了。想想，我和咖啡倒颇像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天各一方，最终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倒挺像我的感情生活。

　　大学五年级，我开始边上学边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从此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独立生活。人说饱暖思淫欲，我却是饱暖思咖啡。

　　有了钱，我先想到了咖啡，这其中还有很实际的考虑：喝咖啡能减肥。

　　我开始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再也不能象大学时代那样了，每天早餐喝粥、吃油饼不仅不够小资，也不利减肥。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食谱：黑咖啡加麦片、牛奶和香蕉。

　　有一天早晨起床后，我才发现家里什么吃的都没了。我也没多想，空着肚子喝了一大杯黑咖啡。这下出事了。5分钟后，我开始出冷汗，心跳加速，双手发抖，而且莫名其妙地兴奋，忍不住地想要傻笑。我吓坏了，瘫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心里还在胡思乱想：“人吸了毒大概就是这种可怕的状态吧。”

　　1994年，我碰到了一个咖啡爱好者，同好相见，自然少不了交流心得。

　　“咖啡嘛，我只喝麦氏或雀巢。”那个巢字我说的尾音格外上挑，那份得意显而易见。

　　“不会吧?”对方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了，“你竟然喝速溶咖啡。告诉你，要想喝真正的咖啡，就得买咖啡豆，现磨，现泡。我最喜欢的品牌是Starbucks。”

　　我被对方一顿抢白，立刻气焰全消。

　　那天，我心悦诚服地聆听了有关咖啡的知识，并且喝了平生第一杯Starbucks的苏门答腊。第一口，就有了坠入爱河的感觉。

　　1994年底，我去了Seattle(西雅图)。这座宁静美丽的城市拥有3样让当地居民引以为傲的宝贝：微软公司、Nirvana乐队的已故主唱Kirt Cobain和Starbucks。我竟然一不留神来到了Starbucks的故乡，我快乐得好似进入了天堂。

　　第一次来到位于西雅图著名的海边市场Pike Place Market里的starbucks店，我有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店铺的布置简洁明快，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咖啡香，货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咖啡器皿：玻璃的、陶瓷的、金属制的咖啡杯、咖啡罐、咖啡壶，玻璃柜台里搁着吃多了绝对要胖、但宁可变胖也不可不吃的甜点。西雅图Starbucks店的可爱之处还在于，它有着全世界最酷的店员。他们一律系着挺刮的绿色围裙，围裙里是黑色的长裤、衬衫。给顾客冲咖啡、找零钱的时候，他们会聊起哲学、音乐、电影和政治的话题。我平常最怕和陌生人进行一些不咸不淡的对话，但却很享受和这些店员们天南地北地聊天。他们大多是在校的大学生，课余时间在咖啡店打工，勤工俭学。因为学生的未来充满了所有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丝毫不介意眼下清贫、忙碌的半工半读，这使得他们的态度永远从容亲和。

　　在Starbucks买咖啡有一种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兴奋和紧张。含不含咖啡因?要大杯、中杯还是小杯?要热饮还是冷饮?Latte、Mocha还是Capuccino?

　　Tom Hanks和Meg Ryan主演的影片《Youve got mail》(网络情缘)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我的选择是这样的：large iced mocha in a grand cup with extra cream，意思是，我要一杯中杯的冰摩卡，但请放在大杯里，杯子里多余的空间请多加奶油。这种主意也只有我这种馋猫才能想得出来。

　　在西雅图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星期天的午后端一杯咖啡，面前堆着厚厚一摞《星期日纽约时报》，在Starbucks店里消磨一个下午。

　　西雅图是个适合居住的城市，但对我来说，它太过宁静。我是北京的孩子，我怀念那里的车水马龙、喧闹嘈杂，只有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才有生龙活虎的感觉。所以，一年后，我带着满满两箱衣服、书籍和5磅Starbucks咖啡豆回到了北京。

　　1999年以前，北京、香港都没有Starbucks，我只能利用每次去美国出差、休假的机会，一次买上几磅，回到北京放在冰箱冷冻室里，然后尽可能节省着喝。一旦断顿了，只有将就着喝速溶咖啡。

　　九八年去东京玩，居然在涩谷街头看见一家Starbucks，我就像见到亲人似的激动不已。可惜，东京离北京和香港还是太远，我也不可能为了喝杯咖啡专门飞到日本。

　　我是个专一的人，对人对咖啡都如此。没有Starbucks的日子里，我的心依然牵挂着它，而且，我有个宏伟的计划，我想把Starbucks引进中国，在大街小巷开满连锁店，让它有朝一日比麦当劳还知名。可惜，我天生没有生意头脑，又是个光说不练的人，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把咖啡文化一点点带进北京人的生活。

　　我还记得站在国贸门口，手里拿着在北京买的第一杯星巴克冰摩卡，满足得直在心里叹气：“在我最热爱的城市里，喝着我最喜欢的咖啡，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

　　算一下，我正式喝咖啡已经有9年的历史了。9年中，咖啡带给我很多美妙的享受，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可怕的后遗症：早晨起床后，我如果不喝上一大杯又浓又黑的咖啡，中午12点一过，一定头痛欲裂。

　　第一次发作是在1996年秋天。当时，我正坐着乌篷船在绍兴曲曲弯弯的河道里拍节目。中午时分，我的太阳穴开始发胀、发疼，那种疼痛是渐进式的，越来越强烈。我工作的时候从不提这样那样的要求，就怕给制作单位留下不好合作的印象。那天，我完全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一个劲儿地催制片主任上岸去买咖啡。我不用看医生也能猜到头疼的原因——早晨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喝咖啡。半小时后，制片主任买来了平常日子里我根本不屑一顾的三合一咖啡。我连滚带爬地上了岸，在一家小饭馆里要了热水一口气冲了4包，也不管是开水就龇牙咧嘴地一股脑儿地喝了个精光。头立刻就不疼了。人一精神，我又恢复了平常矜持的样子，一个劲地感谢小店阿婆的救命热水。阿婆不理我，她那没牙的嘴还张着老大，脸上满是惊恐的表情。如果是拍电影，我猜阿婆当时的内心独白应该是：解放这么多年，没人抽大烟了呀!这姑娘真是可怜，偏偏有了大烟瘾。

　　我的老公30岁以前只喝过一次咖啡。那还是高中的时候，眼看第二天就要期末考试，可功课都还没背，他决定熬夜苦读，于是冲了一大茶杯速溶咖啡，咬着牙皱着眉咕噜咕噜一饮而尽，然后擦擦嘴，伸了个懒腰，趴在桌上睡着了。我的公公婆婆不知就里，清晨起床见儿子歪倒在书桌上，旁边摊着代数、几何、英语书，茶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碰倒了，桌面上洒了一滩黑色的咖啡渍，以为他彻夜未眠，最终支持不住才沉沉睡去，不由得悲喜交集。喜的是儿子竟然如此用功，悲的是，他小小年纪却承受着这么繁重的课业负担。我的公公婆婆正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我的老公在熟睡了8小时后，揉着被压麻了的胳膊醒了。他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喝过这种“苦了吧唧的安眠药”。每次看我一杯一杯喝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他就哆嗦，并且义正词严地表示：“打死我也不喝。”

　　对他，我从来都是循循善诱：“光喝咖啡挺苦的，所以才要吃甜点哪。像我这样，喝一口咖啡，再来一口奶酪蛋糕，味道没治了。”

　　“我也不爱吃甜的。”老公不上钩。

　　我不气馁：“光吃甜点是太糇了，所以才要喝咖啡啊。像我这样，吃一口蛋糕，再喝一口咖啡，那味道…不信你试试。”

　　老公彻底被我说晕了。他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一把夺走我手中正比比划划的叉子，恨恨地叉走半块蛋糕塞进嘴里，再端起咖啡杯，一仰脖喝了个精光，重演了高中那一次的豪放。

　　从此以后，我老公也爱上了喝咖啡、吃甜点这些颇为小资的生活方式。

　　我在心里偷着乐。他先掉入我的情网，现在又掉入咖啡的情网不能自拔。两张天网罩着他，任他插翅也难飞。

　　总有人劝我：“你每天喝那么多咖啡，对身体不好。”

　　我想了想，还是端起了我的咖啡杯：“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开车，这么多年了，我连男朋友都没换，就爱喝个咖啡，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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